第672章 守陵之请，隐鳞戢翼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奏疏递入通进银台司的当日下午，副本便传遍了朝堂。
　　
　　陆北顾在枢密院值房里读罢誊本，将纸页搁在案上，面上看不出什麽表情。
　　
　　司马光这份奏疏，措辞不可谓不恳切，道理不可谓不正。
　　
　　他不是在替赵宗实争什麽名分，只是在替一个「先帝养子」争一个尽孝的机会，这正是司马光最令人头疼的地方......他从不觉得自己在参与政治站队，他只觉得自己在维护纲常伦理。
　　
　　翌日，谏院左司谏龚鼎臣上了一份驳议。
　　
　　龚鼎臣的奏疏写得极有分寸，开篇先肯定司马光「所言人伦之常，固非无理」，继而笔锋一转，引《春秋》之义，言「诸侯之子，出居外藩者，非有天子之召，不得擅离封地」，而赵宗实虽非诸侯，然其身份特殊，一举一动皆关乎国体，若今日允其以「尽孝」之名离开所任职之州，明日便有人效其故智，以「尽孝」之名行「觊觎」之实，防微杜渐，正在於此。
　　
　　龚鼎臣这份驳议一上，朝中的议论顿时分作了两派。
　　
　　支持司马光者，多是台谏中素以刚直着称的年轻言官，他们未必与赵宗实有旧，只是觉得「尽孝」二字乃是天理人情，不应以权术之心度人子之腹。
　　
　　支持龚鼎臣者，则多是历经风波的老臣，他们深知赵宗实身份的敏感性，更清楚眼下主少国疑，一旦开了这道口子，後面会发生什麽谁也说不准。
　　
　　争论持续了几日。
　　
　　这几日里，苗太后始终没有表态，只是每日照常垂帘听政，照常抱着皇帝出席经筵，照常在奏疏上批「付中书门下议之」六个字。
　　
　　而她这份镇定，让不少原本心中忐忑的朝臣渐渐安下心来......太后不急，至少说明局面尚在掌控之中。
　　
　　随後，御史中丞张伯玉上了一份劄子。
　　
　　这份劄子不长，却正中要害。
　　
　　张伯玉没有引经据典，没有谈论人伦，只说了一件事......先帝在日，曾亲口对两府相公说过「宗实宜安外藩」，此言有宰执共证，先帝既有此意，今日若允赵宗实离开所任职之州，是遵先帝之命，还是违先帝之命？
　　
　　这份劄子一上，支持司马光的声音顿时哑了大半。
　　
　　因为无人敢公开说「先帝遗命不可遵」，便是司马光本人，也在看到这份劄子後沉默了，没有再上第二份奏疏。
　　
　　随後，富弼在政事堂召两府合议，专门议此事。
　　
　　「先帝既有遗命，此事便不必再议。」
　　
　　韩琦率先开口：「太后以先帝遗命婉拒宗实之请，赐帛五百匹、金百两，许其在所在州为先帝立祠遥祭。措辞宜温，赐物宜厚，不使他日後有怨言可发。」
　　
　　嗯，韩相公还是很会站队的，如果历史线不变的话，濮议之中，他是支持英宗尊濮王为「皇考」的。
　　
　　曾公亮微微颔首，补了一句：「另，宗实奏疏中有『夜不能寐』之语，可见其思慕先帝之情深挚，朝廷可遣使慰问，以示优恤。如此，既不违先帝遗命，亦不伤宗实之心。」
　　
　　富弼环视在座诸公，见无人异议，便一锤定音。
　　
　　「便依此议。」
　　
　　诏书当日便拟就，用玺後由合门司发往赵宗实所在的州。
　　
　　诏书措辞温煦如春风，开篇先嘉许其「孝思可悯」，继而以先帝遗命为由婉拒其请，末了赐帛、赐金、许立祠遥祭，恩礼备至。
　　
　　赵宗实接到诏书後，上了一份谢恩表，表文写得极为恭顺，先是叩谢太后与皇帝天恩，继而自责「臣愚钝，不能体先帝深意，妄有陈请」，末了表示「谨当恪遵遗命，安於外州，遥为先帝守陵，以终余年」。
　　
　　措辞之卑屈，语气之诚挚，让不少原本对他抱有同情的人都不由得心生怜悯。
　　
　　实际上，这世上最可怕的，不是那些张牙舞爪的人，反而隐鳞戢翼的人。
　　
　　而赵宗实这份谢恩表，表面上是在叩谢天恩，却是知道自己没机会了，但他心里不肯认，这里面压抑着的可以说全是隐忍。
　　
　　为此，陆北顾约见了邓保吉，吩咐其着皇城司仔细留意赵宗实及其子嗣的交游往来。
　　
　　虽然安慰苗太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轻松，但其实内心中也是有压力的。
　　
　　这种压力不来自於赵宗实，赵宗实已经没什麽威胁了，可大幅度改变历史线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带来心理压力。
　　
　　而後，朝堂又陷入了一系列争论。
　　
　　不过倒不是因为赵宗实了，而是关於陪葬物的问题。
　　
　　仁宗固然遗诏里说要节俭，可节俭不等於寒酸，堂堂大宋官家，不能下葬的时候什麽陪葬物都没有吧？
　　
　　但具体要放些什麽，就很有争议了，毕竟这事仁宗也没吩咐。
　　
　　翰林学士范镇上言，说听说大行皇帝受命宝与平生衣冠器用都想一并下葬，恐怕不符合大行皇帝恭俭的本意，衣冠器玩，请陈列於陵寝及神御殿，每年按时展视，以慰思慕之情。
　　
　　但这麽下葬，显然是有些寒酸了，苗太后不太乐意，於是诏令检讨官探讨查考典故，并命两制、礼官详议。
　　
　　政事堂的宰执们也觉得如果皇陵什麽都没有，实在是太过寒酸，於是有意将仁宗的平生衣冠器用一起下葬，衣冠倒还好，但宫中器用大多都是金玉珍宝，跟着一起下葬，导致台谏的反对声音很大。
　　
　　王陶上言称民力正困，其後京西转运使吴充，济州知州田棐相继上言，请遵先帝遗诏，山陵务必俭约，除了明器之外，金玉珍宝一律去除。
　　
　　礼院编纂苏洵也写信给富弼恳切劝谏，甚至引用「华元不臣」之事来责备，称「汉文葬於霸陵，木不改列，藏无金玉，天下以为圣明」，信足以称作雄文，写的很好，影响力很广，士林争相传抄，竟是一时间颇有「洛阳纸贵」之势。
　　
　　随後，直集贤院、同修起居注郑獬上言称「先帝节俭爱民，出於天性，衣冠洗了又穿，器物极尽简朴，这是天下所共知的事情，宰执们这般做乃是伤害先帝名声」。
　　
　　因为朝野舆论压力实在太大，最後苗太后和宰执们都没能如愿，只得退让，仅以受命宝与衣冠陪葬。
　　
　　但苗太后也不想让仁宗的身後事太寒酸，所以以私人身份赐给了灵驾会经过的郑州等州公使钱各五百贯，让地方官员尽量组织缙绅百姓迎送灵驾，把事情办得风光一些。
　　
　　而朝堂则开始继续商议嘉佑十年最後的两件事情，即虞主从山陵迎回後祔於太庙之事，以及新帝明年正式开始使用的年号之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