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73章 于铄王师，遵养时晦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首先就是「大成」，因字形似「一人负戈」，被认为寓意不祥而否决，随後则是「美成」，原理差不多，被拆解为「羊犬负戈」，而「丰亨」的「亨」被认为「为子不成」或「无子」，也被排除了。
　　
　　最後剩下的是「纯熙」和「景熙」。
　　
　　富弼比较锺意前者，因为出自《诗经·周颂·闵予小子之什·酌》的「於铄王师，遵养时晦；时纯熙矣，是用大介；我龙受之，蹻蹻王之造；载用有嗣，实维尔公允师」，很有典故。
　　
　　而韩琦认为，就《酌》诗的内容而言，这首诗是歌颂周武王伐纣武功的乐章，有北伐意味，恐刺激辽国，故而被否。
　　
　　最终只剩下一个四平八稳的「景熙」了。
　　
　　正所谓「景行光明，熙和兴盛」，其寓意君主如日之升，以光明宏大的德行引领国家走向繁荣，使得国家在仁德之治下，呈现出太平景象。
　　
　　这个年号寓意不错，也实在是怎麽挑都挑不出什麽毛病，故而最终被选中。
　　
　　这也就意味着，明年改元，就是景熙元年了。
　　
　　而针对很多大臣非常关心的「进奉表」问题，富弼则是亲自定了调，进行了制度革新。
　　
　　什麽是「进奉表」呢？
　　
　　就是各路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知州军等，各派亲属进奉贺登基表到京师，朝廷不问官职高低、亲属远近，一律推恩授官，甚至包括班行幕职、权知州军，有的所派之人根本不是亲属，也授给斋郎及差使、殿侍。
　　
　　这个制度听起来就很离谱是吧？
　　
　　但如果追溯到源头，那就能理解了，因为这其实是中晚唐时期，唐朝皇帝对藩镇的姑息之举，是用来安抚地方藩镇势力的利益让渡。
　　
　　而大宋立国之初，因为地方上也有不少节度使，就这麽沿袭了下来，後来太宗继位时有「烛影斧声」之事，其实地方是有些猜度的，所以仍旧需要出让利益安抚地方，就也没改，真宗继位则是因循旧例，仁宗继位时年纪太小，章献太后也未能革除纠正，就这麽一以贯之了下来。
　　
　　富弼再次成为首相，如今又是幼主临朝、太后垂帘，国朝重担几乎系於他一身，他也重新表现出了庆历新政时的锐意进取态度，是想要在新朝有所作为，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他就先捡「进奉表」之事开刀了。
　　
　　富弼亲自写了奏疏给苗太后，并且还将奏疏内容有意透露了出来。
　　
　　富弼的奏疏，意思就是说，国家的爵禄，本该留给天下贤才及有功有劳之人，如今让这些人无故得官，实在太过泛滥，况且近年官吏冗多，十倍於国初之时，朝廷深知其弊，所以数年前另定条例，削减各类奏补恩荫的数额。
　　
　　而若进表之人都得官，则又凭空增加数百入仕之人，此前所有减省之举都成虚设，如今纵然不能全罢这类恩赏，那些进表者若是五服以内的亲属，可斟酌等级授一小官，若是无服属的非亲属，则量情赏赐金帛遣回，这样或许可以稍稍补救冗官之弊。
　　
　　要陆北顾说，富弼还是太保守了，应该彻底取消才是。
　　
　　不过富弼接下来的动作，还是让有志於新政变法的士大夫，相当欢欣鼓舞。
　　
　　政事堂在富弼的主持下，通过了一条针对中书门下本身的政令。
　　
　　旧制，堂後官升至员外郎，依旧供职，而景佑初年规定，升至员外郎便放外任，但因为堂後官未至提点则均不愿外放，便以所当转之官为子孙求恩泽，至今沿以为例。
　　
　　富弼下令，如今拟令升至员外郎的，依旧供职，更不许求恩泽，而提点则按例虽依次递补，也应择才选任，今後如任内职事勤勉，年满之日即依旧供职，推恩任用，如废弛不称职，则不等年满，只给堂除知州。
　　
　　所谓「堂後官」，就是中书门下里的「中书五房」，即孔目房、吏房、户房、兵礼房、刑房的首席吏职，国初多由吏员担任，後为提升素质，改由吏部选任进士乃至京朝官担任，但士大夫多以此为耻，故而政策效果有限，绝大多数「堂後官」还是吏员在担任。
　　
　　而这些「堂後官」跟其他衙门乃至地方的吏员是皆然不同的，甚至在朝廷规定的级别里，也是官员，而非吏员。
　　
　　至於「提点」的全称则是「提点五房公事」，这个差遣跟「堂後官」不同，从国初开始就由官员而非吏员担任，後来虽然允许成为「堂後官」晋升成为「提点」，但实际上竞争非常激烈，不仅是「堂後官」之间有竞争，其他官员也盯着这里，故此很少有「堂後官」能晋升成为「提点」。
　　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绝大部分「堂後官」都会放弃外放升迁，留在京城为子孙谋福利，而这会导致这些高级吏员的子孙承袭他们的职位，形成盘根错节的吏员利益网，对於中书门下的官员施政是不利的。
　　
　　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这本来就是弊政，而相较於官员，哪怕这些人是高级吏员，或者说其实是已经被视为官员的吏员，但终究也是好拿捏的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富弼选择了从这里开刀，并为接下来的景熙新政做准备。
　　
　　十一月，他又下令审官院，称「凡京朝官有亲族妨碍应合回避者，如到任未满一年，即予对调；本县官相妨碍的，对调到本州另一县；本州官相妨碍的，对调到邻近路分。已满一年以上的，除祖孙及期服以上亲族照此对调外，其他亲戚则等任满成资後罢免。」
　　
　　在嘉佑十年的腊月，大宋也完成了新一轮的户口和两税统计。
　　
　　全国共有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四千七百八十三，丁二千九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三人，夏秋两税共收二千三十九万六千九百九十三石，因为灾害免收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五百四十六石，判大辟死刑的共一千七百三十六人。
　　
　　这里要说的是，大宋的「户」指的是纳税和服役的基本家庭单位，一个「户」内可能包含多个「丁」和其他不列入统计的女性与儿童，「丁」则是特指承担赋税和徭役的成年男性，大宋的统计口径是二十岁至六十岁的男子为「丁」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按照比例进行估算，目前大宋的总人口应该有九千多万，如果算上隐户，则在一亿左右。
　　
　　转过年，景熙元年春，葬仁宗於永昭陵，虞主从山陵迎回，苗太后在琼林苑迎祭，参考章献明肃皇太后旧制，其乘大安舆辇，即形状如肩舆而略大，但无扇?，不鸣鞭，且侍卫数量减半，宫人不准呼「万岁」。
　　
　　虞祭则由首相富弼代替幼主主持，将仁宗神主祔祭於太庙，乐舞名为大仁之舞，以曹玮、王曾、范仲淹三人配享庙庭。
　　
　　至此，仁宗时代彻底落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