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：北京：逃离与十年一觉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火车驶入北京站时，是2016年11月4日凌晨五点十七分。
　　
　　展旭背着背包，拖着行李箱，随着人流走出车厢。十一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，但和抚顺那种刺骨的干冷不同，这里的冷带着一种潮湿的、浑浊的气息，混合着煤烟、汽车尾气和陌生城市特有的味道。
　　
　　他站在站前广场上，看着眼前这座巨大的、陌生的城市。天还没完全亮，城市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晨雾中。高楼大厦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，像一群沉默的巨人。
　　
　　九年前的那个早晨，二十四岁的展旭站在这里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逃得够远了吗？
　　
　　够远了。从抚顺到北京，七百公里，十个小时的火车。足够远离那座充满回忆的城市，远离那栋六层红砖楼，远离那个不会再为他亮起的窗户。
　　
　　但他很快发现，有些东西是逃不掉的。
　　
　　比如背上的纹身。
　　
　　到北京的第三天，纹身开始发炎。可能是火车上太闷，可能是北京的气候不适应，也可能是——这具身体在抗拒这个新的、强加的身份。
　　
　　他住在五环外的一个地下室。十平米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个柜子。月租八百，押一付三，几乎花光了他带来的所有钱。
　　
　　发炎是从边缘开始的。先是痒，然后红，然后肿。他对着厕所里那面布满水渍的镜子，艰难地扭过头看——背上一片通红，彼岸花的轮廓在红肿中显得模糊，像一团真正的、正在燃烧的火。
　　
　　他买了碘伏和消炎药膏，每天涂三次。涂药时要反手，动作别扭，常常涂不均匀。药膏黏在背上，衣服一摩擦就更疼。
　　
　　夜里，他趴着睡，不敢翻身。地下室很潮，被褥总是湿漉漉的。纹身在潮湿的环境里更难愈合，有时半夜会疼醒，一身冷汗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纹身师傅的话：“可能会发烧。”
　　
　　果然发烧了。三十八度五，头重脚轻。他请了一天假——刚找到的工作，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设计，月薪四千，试用期三个月。
　　
　　老板在电话里很不高兴：“刚来就请假？”
　　
　　“对不起，发烧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明天能来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能。”
　　
　　挂了电话，他躺在潮湿的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渗水的痕迹。那是北京给他的第一个印记——不是梦想，不是机会，是地下室发霉的天花板，和背上发炎的纹身。
　　
　　他想过给纹身师傅打电话问问该怎么办，但最后没打。有些路要自己走，有些痛要自己扛。
　　
　　就像失恋，别人说再多“会过去的”也没用，得自己一天一天地熬。
　　
　　烧退后，他开始上班。
　　
　　每天早晨六点起床，坐地铁一号线倒十号线，再倒公交。通勤时间两小时。地铁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，人和人贴在一起，能闻到各种味道：香水、汗味、早餐的味道。
　　
　　他总站在车厢连接处，那里相对宽松。背靠着冰冷的金属壁，纹身在摩擦中隐隐作痛。痛的时候，他会想慧慧。
　　
　　想她在干什么。应该还在抚顺那家私立医院上班，穿着护士服，穿梭在病房之间。也许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，也许快结婚了。
　　
　　想到这里，心脏就像被一只手攥住，呼吸困难。
　　
　　他学会了在地铁里隐藏这种窒息感——面无表情，眼神空洞，像周围所有人一样。北京教会他的第一课就是：你的痛苦不重要，没人在乎。大家都有自己的痛苦要扛。
　　
　　工作很累。他是个小设计师，做的都是最基础的活：修图、排版、做海报。客户要求多，改稿无数次。常常加班到晚上九点、十点，再坐两小时车回地下室。
　　
　　回到住处时，已经筋疲力尽。煮碗泡面，吃完洗澡——洗澡是最痛苦的环节。热水浇在发炎的纹身上，刺痛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。他咬着牙，快速洗完，涂药，然后倒在床上。
　　
　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
　　
　　纹身慢慢愈合了。红肿消退，结痂，掉痂，露出下面永久的图案。彼岸花终于定型了，红得暗沉，绿得幽深，在苍白的地下室灯光下，像一幅古老的壁画。
　　
　　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二十四岁，但看起来像三十岁。眼睛里有血丝，下巴上有胡茬，背上有朵永远开着的花。
　　
　　这朵花成了他的秘密。夏天他不敢穿背心，不敢去游泳，怕被人看见。同事问起，他只说“以前纹的”。没人追问，在北京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没人在乎别人的。
　　
　　工作转正后，工资涨到五千。他搬出了地下室，在四环边租了个合租的单间。十五平米，有窗户，月租一千五。
　　
　　房间朝北，阳光很少。但他很满足——至少不用再闻地下室的霉味，不用再看渗水的天花板。
　　
　　新生活的第二个挑战，是试图开始新的感情。
　　
　　2017年春天，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。叫小雨，也是北漂，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。他们约在五道口的一家咖啡馆见面。
　　
　　那天展旭特意穿了新买的衬衫，提前半小时到。小雨迟到了十分钟，一见面就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地铁太挤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没事。”他说。
　　
　　小雨很爱笑，眼睛弯弯的，说话声音很轻。他们聊工作，聊北京的生活，聊各自的老家。展旭努力让自己投入对话，努力不去想慧慧。
　　
　　但脑海里总是不自觉地比较：小雨说话的方式，慧慧说话的方式；小雨笑的样子，慧慧笑的样子；小雨喝咖啡的习惯，慧慧喝咖啡的习惯。
　　
　　一顿饭吃完，小雨说：“下次再约？”
　　
　　他说：“好。”
　　
　　但心里知道，不会有下次了。不是小雨不好，是他不好。他的心里还住着一个人，没地方给第二个人。
　　
　　第二次尝试是在2018年夏天。这次是朋友的朋友，叫林薇，做销售的，性格开朗。他们一起去看电影，吃火锅，逛公园。
　　
　　林薇很主动，会牵他的手，会靠在他肩膀上。展旭试着回应，但总觉得别扭。像在演戏，演一个“已经放下过去，准备好开始新感情”的人。
　　
　　演了一个月，演不下去了。
　　
　　他约林薇出来，在公园的长椅上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没准备好。”
　　
　　林薇看了他很久，说：“你前女友伤你很深吧？”
　　
　　他没说话。
　　
　　“没事，”林薇站起来，“祝你早点走出来。”
　　
　　她走了，没回头。展旭坐在长椅上，看着夕阳西下。公园里有人在遛狗，孩子在玩耍，情侣在接吻。
　　
　　一切都那么正常，那么美好。只有他，卡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，出不来。
　　
　　第三次，第四次……九年里，他试过六七次。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
　　
　　不是对方不好，是他不好。他的心里有个黑洞，多少爱都填不满。那个黑洞的名字叫慧慧，叫四年青春，叫一场没有告别的离别。
　　
　　他渐渐明白了：有些人，爱过一次，就用光了全部力气。剩下的余生，都是在偿还那场爱情的债务——用孤独，用回忆，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失败。
　　
　　2019年，展旭换了一份工作，去了一家稍大的设计公司。工资涨到八千，他搬到了三环边的一居室。四十平米，有阳台，有厨房，可以自己做饭。
　　
　　生活似乎在变好。他买了车，黑色的SUV，不是当年答应慧慧的红色。因为红色太扎眼，因为——红色是她喜欢的颜色。
　　
　　他学会了做炸酱面，不是抚顺那种，是北京炸酱面。味道不一样，但他吃习惯了。有时周末，他会自己做一碗，坐在阳台上，看着楼下的车流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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