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 无声的葬礼 (第1/2页)
首尔的春天,来得迟疑而阴郁。樱花本该绽放的时节,枝头却只有稀稀拉拉的、营养不良的花苞,在带着寒意的风里瑟瑟发抖,像一个个苍白脆弱的希望。
李成国和李美兰的笑容,是这灰暗季节里一抹异常刺眼的亮色。
短短几天,这对被生活压弯了脊梁的老夫妻,仿佛年轻了十岁。李成国不再整天锁着眉头抽烟,他特意去理发店把花白的头发剪短染黑,穿上那套只有过年才舍得拿出来、熨烫得笔挺但明显过时的旧西装,对着家里那面裂了缝的穿衣镜,笨拙地打着领带。李美兰翻箱倒柜,找出压箱底、颜色已经有些暗淡的碎花裙子,仔仔细细地熨平,脸上泛着多年未见的、带着羞涩的红晕。她甚至奢侈地买了一支廉价的口红,对着镜子涂了又擦,擦了又涂,最终只留下极淡的一点颜色。
狭窄的阁楼里,弥漫着泡菜、年糕和一种名为“期盼”的、甜得发腻的气息。两个巨大的、印着俗气牡丹花的廉价行李箱摊开在地上,里面塞满了他们能想到的所有“好东西”——亲手做的各色泡菜(用最好的保鲜盒分装),晒干的紫菜,几包昂贵的海苔,李成国舍不得穿的新袜子,李美兰一针一线织的、还没完工的婴儿小毛衣(是给智勋未来的孩子准备的,她听姜泰谦说静妍生了儿子,熬夜赶工),甚至还有一小包家乡的泥土,用红布仔细包好。
“智勋看到这些,不知道该多高兴。”李美兰一边费力地合上塞得太满的行李箱,一边抹着喜悦的眼泪,“这孩子,从小就懂事,知道家里难,从来不乱要东西。现在好了,他自己有出息了,我们也能去看看他,看看他工作的地方……他爸,你说,印度是不是特别热?咱们带的衣服够不够?”
“够,够。”李成国闷声应着,手里拿着一本皱巴巴的旅游小册子,上面是泰姬陵的图片。他戴着老花镜,看得认真,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抚过那些异国风情的建筑。“泰谦说了,智勋都安排好了,住的地方有空调,吃穿都不用我们操心。我们就去看他一眼,看一眼就安心了。”
他们的对话里,充满了对儿子无限的骄傲和对未来旅途小心翼翼的憧憬。那些积攒了数月的担忧、怀疑,在“儿子亲自邀请、即将团聚”的巨大喜悦面前,被冲刷得干干净净。他们甚至开始规划,等从印度回来,要用智勋给的“奖金”做点什么——也许真的可以换一个带电梯的小房子,李成国的腰就不用受罪了;也许可以给智勋存一笔娶媳妇的钱……
姜泰谦打来电话,说已经托人加急办好了他们的签证和机票,明天一早的飞机,他会派人送他们去机场,到了德里那边,“智勋的朋友”会接他们。
“泰谦啊,真是太麻烦你了!让你费心了!”李美兰对着电话千恩万谢,“等我们回来,一定好好谢谢你!智勋能有你这样的表哥,是他的福气!”
姜泰谦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,然后,用一种异常平稳、甚至有些空洞的声音说:“姑姑,姑父,一路平安。到了那边……好好玩,别舍不得花钱。智勋……会很高兴的。”
他的声音里,听不出任何情绪,像在念一段事先写好的台词。
但沉浸在狂喜中的老两口,完全没有察觉。他们只觉得,这个侄儿真是太周到了,想得太周全了。
出发前一晚,李成国罕见地没有抽烟。他坐在吱呀作响的旧沙发上,看着收拾妥当的行李,忽然对李美兰说:“他娘,等从印度回来……我们把那笔钱,就是智勋寄回来的那些,都取出来,给泰谦吧。”
李美兰愣了一下:“给泰谦?为什么?”
“这次出去,肯定要花不少钱,都是泰谦垫的。智勋虽然给了奖金,但那孩子在外头打拼也不容易。泰谦帮了这么大的忙,又一直照顾我们,咱们不能总占人家便宜。”李成国说着,叹了口气,“以前是心里不踏实,总疑神疑鬼。现在好了,马上就能见到儿子了,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。这钱,本来也是智勋的孝心,咱们留着,不如给泰谦,算是还他的人情,也让他知道,咱们不是不懂事的人。”
李美兰想了想,点点头:“你说得对。是得谢谢泰谦。等回来,咱们好好请他吃顿饭,把钱给他。这孩子,也不容易,自己刚当爹,还为我们这么操心。”
老两口在破旧的阁楼里,怀着对儿子的思念、对侄儿的感激、和对未来旅程的期待,安然睡去。这是他们许多年来,睡得最沉、最安稳的一觉。梦里,是碧海蓝天,是儿子张开双臂的笑脸,是崭新的、充满希望的未来。
同一时刻,江南区的豪华公寓里,灯火通明。
婴儿的呼吸机发出单调而规律的声响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静妍守在保温箱旁,眼睛红肿,脸色憔悴,已经哭干了眼泪。孩子刚刚经历了一次危险的呼吸暂停,抢救过来后,情况暂时稳定,但医生再次强调了手术的紧迫性和巨大风险。
姜泰谦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,背对着卧室的方向。窗外,是首尔永不熄灭的、冰冷的都市之光。他手里捏着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、李成国和李美兰的航班信息。明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,仁川飞往德里。下面是“毒蛇”发来的最后确认信息,以及一个加密的海外账户号码,里面刚刚转入了拉詹那笔所谓的“养老金”。数字庞大,冰冷,散发着血腥味。
他需要这笔钱。儿子的命悬在这笔钱上。
他也需要李成国夫妇“消失”。拉詹的命令,他自身的“安全”,以及……他们账户里那笔或许能解燃眉之急的、最后的“备用金”。
所有的线,都收紧了,绞在一起,勒住了他的脖子,也勒住了他的良心。
他没有回头去看保温箱里的儿子,也没有去看憔悴绝望的妻子。他只是站在那里,像一尊冰冷的大理石雕像,看着窗外属于别人的、遥远的灯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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