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章 等待的日子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“县里挑了几个分数拔尖、平时表现也突出的，作为优秀考生材料，往地区报。你的名字在第一个。刘局长私下透了点风，说你的成绩……在省里都挂上号了。”
　　
　　这话说得很含蓄，但意思很明白。
　　
　　“那……录取的可能？”父亲陆建国急切地问。
　　
　　“很大。”陈卫东肯定地说，“科大虽然是重点中的重点，但听刘局长的意思，怀民分数很高，估计在全省前几。”
　　
　　堂屋里安静了几秒。
　　
　　然后，母亲周桂兰的眼泪“唰”地流了下来。她赶紧用围裙擦，却越擦越多。
　　
　　父亲陆建国也深吸一口气，手有些抖。
　　
　　“陈老师，”陆建国开口，声音也有些抖，“这……这算是准信了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算内部消息，但八九不离十。”陈卫东语气笃定，“正式的录取通知书，还得等学校发。但县里上报优秀考生，就是为了确保这些好苗子能被好学校录取。这是惯例。”
　　
　　陆怀民明白了。
　　
　　他前世也看过相关一些材料，1977年高考志愿填报很混乱，为确保一些重点大学的生源，会出现“截胡”现象。
　　
　　比如后世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，当年第一志愿就是福建师范学院，但最后却被厦门大学历史系截胡录取。
　　
　　而县里上报的优秀学生，陆怀民猜测，大概就是县里确保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学生名单。
　　
　　“还有这个，”陈卫东又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扁平的木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套绘图工具：圆规、三角板、直尺、量角器，还有一本笔记本，虽然旧了，但保存完好。
　　
　　“这个，”陈卫东把木盒推到陆怀民面前：
　　
　　“是我父亲留下的。他是个教授，也是个工程师，这套工具跟了他大半辈子。他当年最大的愿望，就是看到学生们考上大学。现在，他终于能看到了。这套工具……给你吧。”
　　
　　陆怀民愣住了：“陈老师，这太珍贵了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工具是拿来用的，不是拿来收藏的。”陈卫东拍拍他的肩，“我父亲如果知道，他这套工具能在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手里继续发挥作用，一定会高兴的。”
　　
　　陆怀民接过木盒子，郑重地说：“谢谢陈老师。”
　　
　　“别谢我。”陈卫东摆摆手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：
　　
　　“还有这个。我之前替你给我父亲的老同学，省教育厅的张明远同志写了信，这是他的回信，正好一起捎过来。”
　　
　　陆怀民接过信，展开，信不长，但字字恳切。
　　
　　张明远在信中说，他已经了解了陆怀民的情况，对这个立足农村、自学成才、还能将知识用于生产实践的年轻人印象深刻。
　　
　　他特意去查了科学技术大学近年来的招生资料和培养方向，在信中做了简要介绍，并附上了一些他个人整理的、关于近代力学系课程设置和未来发展的笔记，虽篇幅有限，却干货十足。
　　
　　“明远同志也给我写了一封信，”陈卫东说：
　　
　　“他让我转告你，‘恢复高考，是国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要举措。像陆怀民同志这样的青年，正是国家急需的、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种子。请转告他，让他安心等待，继续积累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这条路，值得坚定地走下去。’”
　　
　　顿了顿，陈卫东补充道：
　　
　　“明远同志还说，未来如果你能去科大读书，在省城遇到什么问题，也可以拿着信去找他。”
　　
　　“陈老师，”陆怀民有些感动，他将信仔细折好，“替我谢谢张老师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会的。”陈卫东坐了一会儿，又交代了几句：
　　
　　“录取通知书估计要到年后，正月底二月初了。这期间，该准备的东西可以慢慢准备起来了。”
　　
　　送走陈卫东，陆家小院的气氛彻底变了。
　　
　　母亲开始在灯下翻箱倒柜，找出攒了多年的布票、棉花票，算计着能给儿子做几件新衣裳。
　　
　　父亲则开始修整家里那口旧木箱，说“出门得有个像样的箱子”。
　　
　　晓梅围着哥哥转，问大学是什么样，省城远不远。
　　
　　陆怀民看着家人忙碌的身影，心里那块悬了几个月的石头，终于轻轻落了地。
　　
　　……
　　
　　小年过后，日子一天天向大年三十靠近。
　　
　　村里的年味越来越浓。孩子们放鞭炮，大人们置办年货，家家户户终于飘出了点炖肉的香味。
　　
　　这是一年中最悠闲、最温暖的时候。
　　
　　但对那些参加高考的人来说，这个年过得并不轻松。
　　
　　期待像一根细线，悬在心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，也不知道会断在哪里。
　　
　　陆怀民尽量让自己忙起来。
　　
　　帮父亲劈柴，帮母亲磨豆腐，教晓梅学习。他想用这些日常的劳作，冲淡心里的波澜。
　　
　　但有些夜晚，他还是会失眠。
　　
　　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，他会想：录取通知书长什么样？会寄到哪里？什么时候能收到？如果收到了，他该带什么去学校？如果没收到……不，不会没收到。
　　
　　这种反复的、无意义的思考，消耗着他的精力。
　　
　　他这才明白，等待有时候比行动更累。因为行动有方向，有反馈，而等待只有空白。
　　
　　腊月二十八，李文斌来找他。
　　
　　“怀民，有空吗？陪我走走。”他站在院门口，肩上挎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。
　　
　　两个人走在村外的田埂上。雪已经化了，露出褐色的土地。田里空荡荡的，只有稻茬和积雪混杂在一起。
　　
　　“我要走了。”李文斌忽然说。
　　
　　“走？去哪儿？”
　　
　　“回上海。”李文斌看着远方，“不管考没考上，我都要回去一趟。五年了，我想回家看看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你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我知道。”李文斌苦笑，“如果没有录取通知书，我可能还得回来。但……我还是想回去。哪怕只看一眼。”
　　
　　陆怀民没说话。他能理解这种心情。
　　
　　乡愁是一种病，时间越长，病得越重。唯一的解药，就是回家。
　　
　　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　　
　　“下午就走，赶最后一班去县城的车。”李文斌从怀里摸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，递给陆怀民，“这是我家的地址。如果……如果你的通知书先到，一定给我写信。”
　　
　　陆怀民接过信封，上面用钢笔写着上海的一个地址，字迹工整。
　　
　　“好。”
　　
　　“怀民，”李文斌看着他，“谢谢你。这半年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放弃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别这么说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真的。”李文斌摇摇头，眼睛红了，“你不知道，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我就想：算了，不考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但第二天看见你，看见你那么认真，那么坚持，我就觉得……我还能再试试。”
　　
　　陆怀民喉头一哽，竟不知该说什么。
　　
　　他没想到，自己的存在，对别人有这样的意义。
　　
　　“文斌哥，”陆怀民郑重地说，“你一定能考上。”
　　
　　“借你吉言。”李文斌笑了，“如果……如果我们都考上了，还能见面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当然能。大学有寒暑假，我们约好，到时写信，见面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说好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说好了。”
　　
　　两个年轻人，在冬日空旷的田野边，用力地握了握手。
　　
　　风吹过，带着冬天的寒意，但也带着春天的讯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