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16章 奢糜享乐的唐穆宗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元和十五年（820年），历经储位风波与宫廷政变，唐穆宗李恒正式登临九五，彼时他年仅二十六岁。这正是帝王执政的黄金壮年，体魄强健、精力充沛、心智成熟，本可承继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基业，再创大唐盛世。
　　
　　纵观盛唐明君，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，二十九岁登基，宵衣旰食、励精图治；缔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，二十八岁继位，锐意改革、整顿朝纲。二人皆是壮年登基、勤政兴邦的典范，以盛年之资扛起社稷重任，铸就大唐巅峰伟业。
　　
　　对二十六岁的穆宗而言，前路本有无限可能。若有心治国，便可凭壮年锐气革新朝政、安定四方、延续中兴大势；若耽于安逸，手握无上皇权与天下财富，也足以极尽人间奢靡。令人惋惜的是，穆宗全然摒弃了太宗、玄宗勤政爱民的帝王本色，选择了后者，自登基伊始便彻底放纵私欲，宴乐无度、畋游不休、奢靡无节，将帝王职责、江山社稷、黎民疾苦全然抛诸脑后。
　　
　　穆宗的纵情享乐，毫无帝王孝道与君臣底线，甚至在宪宗大丧期间便原形毕露、不加掩饰。古人以孝治天下，先帝驾崩、国丧期间，举国肃穆、禁绝宴乐，帝王更当素食守灵、静心哀思、勤政守丧，以安朝野民心。可穆宗自登基之初，便无心守丧、懒理朝政，早已按捺不住游乐之心，奢靡享乐的行径初见端倪。
　　
　　元和十五年（820年）五月，唐宪宗正式归葬景陵，国丧规制大体落幕。束缚稍稍褪去，穆宗更是彻底放飞自我，所有克制与伪装尽数瓦解，奢靡游乐之举愈发肆无忌惮、毫无节制。先帝陵土未干、朝野哀思未息，新帝便抛下朝堂政务，频繁带领近身亲信、随侍禁军出宫狩猎驰猎，终日驰骋郊野、纵情嬉戏，荒废朝政。
　　
　　同年六月，生母郭皇太后移居南内兴庆宫，穆宗借尊崇母后之名，大行享乐之实。他亲自调拨六宫妃嫔、内侍侍从，齐聚兴庆宫大排宴席、昼夜欢饮。盛大酒筵落幕之后，他又即刻奔赴神策右军驻地，召见亲信禁军中尉与得力将领，大肆颁赐珍宝器物，特制鎏金刻人马狩猎杯分赏亲信，笼络近臣、奢靡铺张。
　　
　　自此开启了穆宗常态化的享乐模式，朝堂政务彻底沦为虚设。他定下惯例，每三日必亲临神策左右军，同时频繁驾临宸晖门、九仙门等游乐场所，专为观赏角抵搏戏、百戏杂耍、幻术歌舞，沉迷市井游乐、声色嬉闹，日日笙歌、夜夜欢宴，全无帝王勤政之态。
　　
　　为满足一己私欲，穆宗甚至妄图逾越礼制、自创帝王诞辰庆典。七月六日是其生辰，他突发奇想，下诏命朝臣草拟专属生辰大典，定制空前盛大的庆贺礼仪、乐舞规制，欲举国为自己祝寿奢靡。此诏一出，朝野哗然，群臣纷纷上疏劝阻，直言自古以来无帝王生辰举国盛典的礼制规制，于礼不合、于制不符、奢靡劳民。在满朝文武的坚决反对下，这场逾制奢靡的庆典计划才被迫作罢。
　　
　　礼制约束未能收敛穆宗的奢靡之心，他转而大兴土木、营建宫苑，耗费国库巨资修缮、新建宫殿台阁。短短数月间，永安殿、宝庆殿等宏伟宫殿相继动工落成，雕梁画栋、极尽奢华，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。施工期间，工期紧迫、工匠劳累，宫苑假山修筑时突发坍塌事故，当场压死七名工匠，酿成惨烈命案。
　　
　　人命殒逝、朝野唏嘘，穆宗却毫无恻隐愧疚之心，依旧我行我素。永安殿竣工之日，他即刻在此大排筵宴，召集宫人内侍、后宫嫔妃、近身宠臣，终日观赏百戏歌舞、纵情欢饮。宫中常设私密夜宴，号称“密宴”，不分尊卑、不别内外，君臣妃嫔混杂嬉闹、酣歌醉舞，宫闱风气败坏，皇家威仪荡然无存。
　　
　　除营建宫苑、宫廷宴乐外，穆宗又将奢靡之手伸向京城寺院。他调拨巨额国库银两，重金翻新、装饰长安城内安国寺、慈恩寺、千福寺、开业寺、章敬寺等知名古刹，重塑佛像、修缮殿宇、铺张奢华。更为浮夸的是，为彰显大唐“繁盛”、满足自身虚荣，他特意邀约吐蕃入朝使者游览各大修葺一新的寺院，刻意炫耀奢靡景致，全然不顾国库耗空、民生疲敝。
　　
　　盛夏过后，时至八月，穆宗再度大兴劳役、折腾民力。他见宫中鱼藻池自宪宗年间淤积堵塞、池水干涸，便贸然征发神策军两千将士，停工役、兴疏浚，专为自己游乐开挖池沼。两千禁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日夜疏浚河道、清理淤泥，历时一月方才疏通池水、恢复湖面。
　　
　　九月初二，鱼藻池水系贯通、碧波澄澈，穆宗即刻在鱼藻宫开设盛大宴会，召集大批宫人演练龙舟、泛舟竞渡，自己端坐殿上观赏嬉闹、饮酒作乐，以此取乐。
　　
　　此时临近重阳佳节，穆宗又筹备举国大宴，欲召集百官贵戚、彻夜欢宴。时任拾遗李珏等正直谏官，眼见新帝登基数月、无一日勤政、日日奢靡扰民，再也无法坐视不理，毅然联名上疏恳切劝谏：“陛下初登大宝，新朝年号未改，先帝园陵新筑、哀思未远，国丧余音未息，此时内廷大开盛宴、纵情享乐，于礼相悖、于政不祥，恐寒天下民心、失朝野厚望。”
　　
　　字字恳切、句句忠言，直指穆宗怠政奢靡之弊，可沉溺享乐的穆宗全然置若罔闻、拒不纳谏。重阳节当日，他依旧如期设宴，特意召集舅舅郭钊一众外戚、宗室贵戚、公主驸马、近身宠臣，齐聚宣和殿通宵宴饮、纵情酣歌，奢靡狂欢、毫无收敛。
　　
　　穆宗的荒唐怠政，在边疆危局之下更显昏庸离谱。元和十五年十一月，西北边疆突发战事，少数民族部族大举兴兵犯境，边关告急、烽火骤起。军情紧急、社稷危殆，神策军中尉梁守谦已紧急调拨神策军四千精锐、八镇边防兵马奔赴前线驰援，边疆战局焦灼、瞬息万变，正是帝王坐镇中枢、调度军务、统筹战局的关键时刻。
　　
　　可就在国事危亡之际，穆宗突然颁下诏书，扬言次日暂赴华清宫巡游，日暮即刻还宫，执意出游享乐、置边疆战事于不顾。
　　
　　诏书下达，满朝文武惊骇不已。御史大夫李绛、常侍崔元略等重臣，忧心国事、悲愤交加，率领一众谏官跪倒在延英殿门外，伏地切谏、苦苦阻拦，恳请帝王以国事为重、暂缓巡游、坐镇朝堂处置边情。
　　
　　面对满朝忠臣的拼死劝谏，穆宗心意已决、刚愎自用，甚至出言驳斥群臣，态度强硬：“朕意已决，无需多言，勿再频频上疏烦扰朕躬。”无论谏官如何痛哭力谏、陈述危局，他始终不为所动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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