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34章 辽国的中期发展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然而连年征战不仅未能挽救辽朝颓势，反而加重百姓徭役赋税、耗尽府库积蓄、加剧民生凋敝，致使国内怨声载道、民不聊生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。与此同时，辽兴宗崇信佛教、奢靡无度、大肆兴建浮屠寺院、耗费巨资供养僧尼，生活穷奢极欲、挥霍无度，进一步掏空国力、败坏风气。
　　
　　更严重的是，辽兴宗治国随性、轻忽国本、行事荒诞，为辽朝日后宗室内乱、皇权动荡埋下致命隐患。他平日与其弟耶律宗元亲昵无度、游戏无节，甚至以城池为赌物、与宗元博弈赌胜，接连输掉数座城池，轻慢国土、视同儿戏。
　　
　　兴宗因感念弟弟当年告密、助自己夺回皇权的恩德，对耶律宗元极为纵容优待。某次酒醉之后，随性许下百年之后传位于宗元的荒唐承诺。这一随口许诺，直接动摇了王朝储位根本。此后，兴宗始终未正式册立自己的嫡子耶律洪基为皇太子，仅将其封为“天下兵马大元帅”，名分未定、储位不明。
　　
　　如此模糊的储位安排与酒后传位的戏言，使得耶律宗元及其子嗣长久觊觎皇位、心生异志，待到日后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，宗元父子果然恃功骄纵、图谋篡逆，最终爆发严重的重元之乱，酿成辽朝中后期最大的宗室政变危机，彻底重创辽朝国本。
　　
　　与此同时，南方宋夏战局的爆发，为辽朝提供了绝佳的外交讹诈契机。宋仁宗宝元、庆历年间，西夏李元昊称帝立国、断绝宋夏藩属关系，宋朝拒不承认西夏独立帝位，双方彻底决裂，爆发长达三年的全面宋夏战争。此间宋夏接连爆发三川口、好水川、定川寨三次主力大会战，宋军屡战屡败、西北精锐尽损、边防空虚、国力疲弊，陷入内外交困、被动疲敝的战略窘境。
　　
　　辽兴宗精准把握宋朝深陷西北战事、无力两线作战的战略弱点，决意趁火打劫、借机侵宋索地。在征询辽国老臣张俭意见、确认可战可讹之后，辽朝迅速部署南北施压策略：一方面命皇弟耶律宗元、重臣萧惠陈兵辽宋边境，大肆集结兵力、营造大举南征的威慑态势，以武力恐吓宋朝；另一方面于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正月，正式派遣萧特末（萧英）、刘六符出使北宋，强硬索要后周世宗时期收复的瓦桥关南十县之地，以领土讹诈逼迫宋朝让步。
　　
　　北宋朝野震惊，为避免辽夏合兵、南北两线崩盘，只能遣使谈判。名臣富弼奉命出使辽国，据理力争、严词抗辩、极力斡旋，坚决拒绝割地诉求。经过多轮艰难博弈，宋辽最终于当年九月达成和议，史称重熙增币（庆历增币）。
　　
　　新盟约在澶渊之盟基础上，宋朝每年额外增输辽朝岁币银十万两、绢十万匹，以经济让步换取辽朝罢兵、放弃索地要求。
　　
　　辽兴宗在得偿增币利益后，仍不满足外交体面，再度派遣耶律仁先、刘六符二次使宋，刻意强求岁币文书用词，逼迫宋朝承认**“纳”字**，即明确岁币为宋国主动“纳贡”于辽，而非平等馈赠，刻意压低宋朝国格、抬高辽国地位。宋仁宗为求边境安宁、息事宁人，最终委曲求全、被迫应允。
　　
　　而宋朝换取让步的唯一条件，便是要求辽朝约束西夏、调停宋夏战事、促使西夏归宋停战。辽宋达成新和约后，辽朝自恃得利、转而偏袒宋朝，一改此前联夏制宋的策略，导致辽夏关系急剧恶化、同盟破裂、两国反目开战。
　　
　　此后辽兴宗先后两次御驾亲征、大举讨伐西夏，试图以武力压制河西、重塑西北霸权，然辽军战力衰退、军纪废弛，两次亲征皆无功而返、遭遇败绩。西夏虽战术获胜、国力疲敝，无力持续抗辽，最终选择向辽朝称臣纳贡、重修藩属关系。辽夏暂时恢复宗藩秩序，但彼此积怨已深，辽朝西北边患自此长期不断。
　　
　　纵观辽兴宗一朝，外虽有重熙增币、迫使宋夏臣服的表面威势，实则内政衰败、吏治崩坏、民生凋敝、军备废弛、储位紊乱、隐患丛生，彻底终结了辽圣宗开创的百年盛世，为辽道宗时期的进一步内乱、腐败乃至辽国晚期衰亡埋下了层层深重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