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5章 便饭（五）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“资金配置效率受到影响，外汇储备持续增加，还有美元资产的长期风险。这些问题，我们都有认识。”
　　
　　“改革本来就是希望逐步改善现有制度。但美国出了这么大的危机，国内对改革速度和方向产生新的争论，也很正常。”
　　
　　“所以我不赞成简单照搬美国的模式，也不认为应该因为这次危机就停止改革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接着说：
　　
　　“过去十年，中国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，需要扩大出口和制造业就业，也需要吸收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。在这样的发展阶段，现有的金融制度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未来十年，情况可能会有很大变化。”
　　
　　周行长问：“你主要考虑哪些变化？”
　　
　　“首先是经济结构。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可能下降，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的比重可能提高，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还有人口结构。十年以后，中国的老龄化程度、居民储蓄和投资需求，都可能与现在不同。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，国际金融环境当然也可能发生很大变化。”
　　
　　“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以后，原来适合中国的政策安排，未必仍然合适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一点我基本赞成。”周行长说，“金融制度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。但具体怎么改、改到什么程度，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。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判断中国今后应该采取哪一种政策组合。特别是中国经济内部的一些情况，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。”
　　
　　周行长喝了一口茶。
　　
　　“那你认为，我们现在争论的改革方向问题，应该怎么回答？”
　　
　　“我觉得，首先不应该把某一种现成的金融制度当成最终目标。”
　　
　　“比如美国？”
　　
　　“对。美国有值得学习的经验，也有需要避免的问题。但中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，决定怎样平衡金融稳定、资源配置效率、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市场定价能力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些目标之间本来就存在矛盾。资本流动更加自由，可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，但也会增加汇率和货币政策管理的难度。加强行政管理能够限制某些风险，却也可能影响市场效率。”
　　
　　“所以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取舍，而且需要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也是渐进改革的基本思路。”周行长说。
　　
　　“我理解。不过我觉得，两者之间还有一点区别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区别？”
　　
　　“渐进改革通常意味着，已经确定了希望建立的制度，只是不能一步完成，需要逐步推进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解释道：
　　
　　“但我认为，有些长期目标本身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”
　　
　　“例如，可以明确提高市场定价能力、完善金融监管、发展直接融资这些基本方向。但资本账户最终开放到什么程度，银行和资本市场分别应该占多大比重，国家应该对金融体系承担多少隐性担保，这些问题未必需要现在就确定一个永久适用的答案。”
　　
　　周行长考虑了一会儿。
　　
　　“你的意思是，改革过程中也需要不断评估原先确定的目标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。有些改革可以继续推进，有些可能需要暂缓，还有些可能需要改变具体办法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。”周行长说，“金融改革涉及长期制度建设，如果政策方向频繁变化，市场就很难形成稳定预期。企业和金融机构也需要时间调整经营方式，不可能每过几年就改变一次基本制度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想了想。
　　
　　“我不是主张频繁调整政策，而是认为长期改革目标也应该定期接受实际效果的检验。”
　　
　　“比如利率市场化，这个方向可以保持。但推进速度仍然要考虑银行体系的经营能力、信用市场的发展，以及监管制度是否能够适应。条件成熟就可以快一些，条件不够就需要先补上相应的制度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差别不大。”
　　
　　周行长又思考了一会儿。
　　
　　“如果按照你的判断，一个国家在推进金融改革的时候，最应该优先加强哪些方面的能力？”
　　
　　“我觉得有三项特别重要。资产定价、风险识别，以及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以后的处置能力。”
　　
　　“前两项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推进。”周行长说，“包括债券市场建设、收益率曲线，以及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先谈起了债券市场。
　　
　　“长期资产的定价需要有可靠的收益率曲线。如果债券收益率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、期限和信用风险，那么很多金融产品的价格就缺少合理的参考。”
　　
　　“美国这次危机虽然有很多原因，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大量复杂产品的风险没有得到准确的定价。”
　　
　　周行长谈起中国债券市场的情况。
　　
　　“我们一直在发展国债市场、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，也是希望逐步建立更完整的定价体系。不过国内的债券市场还存在一些制度上的分割，不同市场之间的联系不够充分，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也需要继续完善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解决。”
　　
　　“风险识别也是一样。”陆泽说，“监管机构必须能够了解金融机构实际承担了哪些风险，而不能只看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。”
　　
　　“美国这次危机里，很多风险通过表外实体和场外衍生品转移，常规的财务披露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还有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。”周行长补充道，“一家机构出现问题，会影响哪些交易对手，交易对手又会受到多大影响。如果不了解这些关系，监管部门就很难判断风险会不会向整个金融体系扩散。”
　　
　　“没错。这也是美国这次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。”
　　
　　“第三项呢？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？”
　　
　　“对。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一项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继续说道：
　　
　　“如果一家银行或者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无法继续经营，需要有一套制度处理它的资产、债务和客户关系，同时尽可能避免风险扩散。”
　　
　　“例如存款保险、破产清算程序，以及针对重要金融机构的有序处置机制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些制度平时可能不太受关注，但金融体系越复杂，越需要有能力处理个别机构的失败。”
　　
　　周行长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。
　　
　　“存款保险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，我们一直在研究。不过大型银行与一般企业不同，涉及大量存款人和其他金融机构，一旦处置不当，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。”
　　
　　“所以不能只在法律上规定金融机构可以破产，还要有实际执行的能力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。美国这次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重新谈起贝尔斯登。
　　
　　“贝尔斯登如果得不到救助，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市场恐慌。但政府出手以后，其他金融机构又会认为自己出了问题，也可能得到类似的救助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样一来，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时，就会把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考虑进去，形成道德风险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政府也不能完全不考虑金融稳定。”周行长说。
　　
　　“当然。而且这里还涉及政治责任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解释道：
　　
　　“假如一家大型银行已经陷入严重困难，有人提出让它直接破产。从长期制度建设的角度看，这样做可能有利于约束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行为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谁也无法准确判断它破产以后会造成多大范围的损失。可能有其他银行受到牵连，也可能有企业因为融资中断而倒闭。”
　　
　　“如果最终引发金融恐慌，那么作出决定的政府官员，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
　　
　　“所以救与不救，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正是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困难。”陆泽说，“它不能无限制地救助所有问题机构，但也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，能够让大型金融机构在不引发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退出市场。”
　　
　　周行长想了一会儿。
　　
　　“照这么看，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，还要看监管和风险处置能力能不能跟上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如果基础制度不完善，金融产品越复杂，潜在风险就越难控制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也不能等所有制度都完善以后，再开始发展金融市场。”周行长说，“很多制度本身，就是在市场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。”
　　
　　“当然。金融创新和制度建设需要同时推进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接着说：
　　
　　“我的意思是，每发展一种新的金融业务，都应该考虑它可能产生哪些风险，现有的定价机制、信息披露和处置制度，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些风险。”
　　
　　“如果发现现有制度存在明显不足，就需要先完善相关安排，而不能只顾着扩大业务规模。”
　　
　　周行长点了点头。
　　
　　两人讨论到这里，基本已经把各自的想法说清楚了。
　　
　　财政部长一直在旁边听着。这会儿见周行长没有继续追问，便重新拿起汤勺，喝了口已经不太热的汤。
　　
　　“陆先生，我发现你今天晚上有个特点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特点？”
　　
　　“你讲了这么多，却始终没有说中国具体应该怎么做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笑了。
　　
　　“部长，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中国应该怎么做。”
　　
　　“美国的金融体系，我比较了解。我在这个体系里工作过，也拿自己的钱承担过风险，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，主要问题出在哪里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我对中国的了解，主要还是来自统计数据和研究报告。”
　　
　　陆泽继续说道：
　　
　　“我不了解一个县的财政具体是怎么运作的，也不知道一家国有银行的分行行长每天面临哪些压力。包括一些政策到了地方以后，实际会怎样执行，会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缺少直接经验。”
　　
　　“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，只根据宏观数据就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提出具体建议，很容易忽略一些重要问题。”
　　
　　“所以具体应该怎么做，我可不敢随便下结论。”
　　
　　财政部长看着他，过了几秒，笑着摇了摇头。
　　
　　“这句话比你前面讲的那些都难听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