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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病好后，我戒了烟。酒也喝得极少。人瘦了一圈，可精神头倒慢慢回来了。我常推着自行车，慢慢走到海边去，也不做别的，就看。看潮涨潮落，看船来船往。有时候外孙跟着，我俩一人一瓶汽水，坐在海堤上，比赛谁先看见第一艘进港的船。他眼尖，每次都是他赢。赢了就笑，笑声被海风带得老远。
　　
　　有一天，他忽然跟我说：“外公，我以后想考海洋大学。”我问为什么。他说：“我想知道海底下是什么样。”我笑，说：“海底下黑得很，你不怕？”他看着我，认真地说：“不怕。外公都走过那么黑的地方，我怕什么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这孩子，比我想的还要像他外婆家的人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可又好像什么都知道。
　　
　　“好。”我说，“想考就考。”
　　
　　他用力点头，像得了天大的许诺。阳光照在他脸上，亮堂堂的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片海，想，或许很久以后，他会在某条船上，某个远洋科考站里，想起这个下午。那也很好。他这一代，不用再回山里去。他们只需要往前看。山里的那些事，有我们这些老头子在梦里记着就够了。
　　
　　这年秋天，我把院子里的月季剪了枝。秋千架也重新上了漆。外孙来的时候，又说想搭个葡萄架。我答应了。他高兴得不行，拿着手机翻图片，说哪种葡萄甜。我看着他，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。好到让我总疑心，是不是我上辈子修了天大的福德，才换来这么些俗世安宁。
　　
　　有时夜里，我还是会醒。醒来看见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安安静静地铺在地上。我仔细听。没有水声，没有风声，也没有那口井里的、从地底深处泛上来的回响。只有远远的，极轻极轻的涛声，像这世界的呼吸。我知道，那些都过去了。那座墓，那口井，那张没有五官的脸。它们都被留在了该留的地方。我这条命，是从那个地方“偷”出来的。可我不还了。我要把它用到最平常的地方去。给外孙搭葡萄架，陪妻子看海，给女儿做饭。这些事，跟下墓比，小得不能再小。可它们合在一起，就是一个人全部的、热气腾腾的后半生。
　　
　　有一次，我翻到一张老照片。是我很小的时候，和我爸在县城照相馆拍的。那时候我还被抱在手上，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，对着镜头笑得极不自然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他的手那么瘦，眼窝那么深。可他把我的小脸贴在他胸口，像捧着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。我忽然想到，楚家人穷尽几代，都只是想做到一件事——让后辈能这样，被安安稳稳地捧在怀里。
　　
　　我想，我做到了。
　　
　　那天下午，我骑上那辆旧自行车，沿着海边慢慢走。天极蓝，海极阔。风里带着初秋的凉，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、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吹来的清甜。我把车支在路边，站在海堤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　　
　　海那边，什么都有。山，云，风，归途。可我不再望了。我转身，朝家的方向走。
　　
　　家在那里。灯亮着。门开着。有人等我吃饭。
　　
　　这世上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墓志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