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4章 文章定是非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麟德三年六月朔，一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清晨。在长安、洛阳两京，以及周边数个大州的治所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物事，悄然出现在各城门口、市集要道、驿站外墙，甚至一些有名的茶楼酒肆的醒目处。
　　
　　那是一张张用上好楮纸印制、约莫两张《千字文》大小的纸张，顶端是醒目的三个楷体大字——《大唐报》。其下，分门别类，排列着一篇篇文字，字迹清晰，版面齐整，在晨光中散发着淡淡的墨香。
　　
　　起初，只有零星几个识字的行人，好奇地驻足观看。他们低声念出上面的文字：
　　
　　“朝廷旨要：陛下圣体渐安，日览奏章十数，常于子夜召对宰辅，咨以政事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天后懿德：自春徂夏，天后佐理万机，每奏章至，披阅至深夜，朱批累牍，未尝假手他人。洛水瑞石现，天后谦不受贺，但言‘此陛下仁德感天，非妾之功’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边关军情：陇右道安西都护府奏报，五月中，吐蕃游骑数百犯我于阗镇，守将王方翼率轻骑出塞邀击，斩首百余，获其辎重，余者溃散。陛下谕：边将忠勇可嘉，着兵部议功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农桑时讯：江南道苏州刺史奏，新制龙骨水车，翻车便捷，一车可灌田五十亩，已绘图呈上。着工部核查，若果便利，当颁行天下，以利农事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市井百业：洛阳南市，有奸商以次绢充上品，欺行霸市，为河南府所查，枷号示众，罚没家产。谕百姓，交易当以诚，勿为奸佞所惑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良吏风范：同州冯翊县令张柬之，在任三年，劝农兴学，平反冤狱，去岁大旱，自捐俸禄设粥厂，全活甚众。考功评为上上，擢为监察御史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……
　　
　　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识字的士子、商贾、小吏，饶有兴致地逐条阅读，不时低声议论。不识字的贩夫走卒、市井百姓，则围着报栏，好奇地张望，或拉扯着识字人的衣袖询问：“那纸上写的啥？”“官府又出啥新告示了？”
　　
　　这时，便有早得了吩咐、或临时被几个铜钱雇来的识字人（其中不少是科场失意、在街头替人写信读信的穷书生），清清嗓子，开始高声朗读，并加以讲解：
　　
　　“各位父老乡亲，这是朝廷新出的《大唐报》！每十天出一期，上面写的都是朝廷的新消息、皇上的旨意、天后的德行、边疆的胜仗、还有咱老百姓用得上的农事、市价、还有好官坏官的事儿！”
　　
　　朗读声吸引了更多人。人们聚拢过来，伸长脖子听着。当听到皇帝身体见好、勤于政事时，不少老人点头称善，口诵“陛下保重”。听到天后批阅奏章到深夜，一些妇人发出啧啧惊叹。听到边疆打了胜仗，男人们面露喜色。听到新式水车和奸商受罚，则与自身息息相关，讨论得更加热烈。
　　
　　“这《大唐报》好！比那官府的布告详细多了！”
　　
　　“是啊，天后娘娘真是辛苦，日夜操劳。”
　　
　　“吐蕃人又挨揍了！王将军威武！”
　　
　　“这龙骨水车要真那么好用，咱地里浇水可省大事了！”
　　
　　“那奸商活该！就该这么治他们！”
　　
　　“张县令是个好官啊，升御史了！”
　　
　　最初的几期《大唐报》，完全遵循了李瑾定下的基调：绝口不提市井流言，而是用大量正面、务实、贴近民生的信息，填满版面，抢占舆论空间。报道皇帝龙体安康、勤政，天后夙夜匪懈、谦逊，梁国公忙于边务（甚至详细列出了李瑾近日与兵部、将作监官员开会商议军械更新、核查各地粮储的具体日期和事项），用铁一般的事实日程，无声地驳斥了“帝后失和”、“天后与梁国公私会”的荒谬谣言。报道边疆小胜、良吏擢升、新农具推广、惩处奸商，则满足了百姓对“国泰民安”、“善恶有报”的基本期待，也展示了朝廷“在做实事”的形象。
　　
　　为了让报纸更具可读性，李瑾还授意加入了少量经过审核的、各地奇闻轶事（如某地瑞麦生双穗、孝子寻亲千里等），以及一些通俗易懂的劝学、劝善小故事。他甚至亲自撰写了一篇不署名的短评，以“或问”起头，谈论“为政之道，在务实，不在虚文；在利民，不在祥瑞”，虽未点名，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近来愈演愈烈的“祥瑞”虚浮之风，以及借此攻讦实干之臣的现象，发出了不同声音。此文经过政事堂合议时，引起了一些争议，但因其未直接攻击“洛水瑞石”，只是泛论，且在李瑾坚持和皇帝、天后最终首肯下，得以刊出。
　　
　　《大唐报》的出现，如同一股清流，注入了被“祥瑞”颂歌和污秽流言搅得有些浑浊的舆论场。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和底层士人而言，这份由朝廷官方发布、内容新鲜实在、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报纸，远比那些玄而又玄的“天启”和荒诞不经的“宫闱秘闻”更有吸引力，也更具可信度。茶余饭后，人们开始议论《大唐报》上又说了什么新鲜事，哪里的水车好用，哪个贪官被惩处了，边关又打了什么胜仗。那些关于“二圣”的龌龊流言，虽然仍未绝迹，但在《大唐报》持续不断、铺天盖地的“事实”面前，其传播市场被明显挤压，可信度大打折扣。尤其当报纸上不时出现“梁国公今日于兵部与诸将议陇右防秋事宜”、“天后召见户部侍郎，询问江淮漕运”这类具体到日期的行程报道时，那些“深夜私会”的谣言，显得愈发苍白可笑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反对的声音和阻力也随之而来。
　　
　　一些守旧官员，对将朝廷政事、官员考评（哪怕是正面报道）如此“张扬”地刊印出来，公之于众，深感不安，认为有损朝廷威严，易启“刁·民”议论之端。某位御史便上疏弹劾，称《大唐报》“淆乱体制，将庙堂之事播于市井，使胥吏贩夫妄议朝政，非国家之福”。
　　
　　对此，李瑾早有准备。他在朝会上从容应答：“《大唐报》所刊，皆为陛下德政，朝廷善举，忠良事迹，民生要务。使百姓知朝廷之所为，明陛下之仁德，晓大义之所在，何来淆乱之说？莫非陛下德政、忠良事迹，见不得光，只宜藏于深宫，不足为百姓道耶？至于妄议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以正道信息导之，犹恐不及，若一味堵塞，反使谣言横生。今《大唐报》出，市井多议农时、边功、良吏，岂不比议论那些无根流言要好？”
　　
　　皇帝李治近来因《大唐报》内容正面，且其中多有颂扬他“龙体渐安”、“勤政”之语，龙心甚悦，加上武则天也认为此报利于掌控舆论、彰显治绩，故对李瑾多有支持。那御史的弹劾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　　
　　另一些反对者，则来自许敬宗、李义府阵营内部。他们敏锐地察觉到，《大唐报》的创办和主导权掌握在李瑾手中，虽然每期关键内容需经政事堂合议和帝后御览，但日常运作、稿件遴选、版面安排，皆由李瑾及其选拔的“报局”人员把控。这等于在官方舆论场中，开辟了一个不完全受他们掌控的渠道。李瑾那篇“务实虚文”的短评，更让他们嗅到了不同的味道。于是，他们也开始尝试向《大唐报》渗透，或推荐“自己人”进入报局，或试图施加影响，要求在报上多刊载颂扬“洛水瑞石”、“圣母临人”的文章，甚至隐晦地攻击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大臣。
　　
　　对此，李瑾的策略是，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，在次要问题上可妥协。对于要求大量、直接颂扬“圣母”的文章，他以“报纸贵在务实，祥瑞之事已有专文颂圣，不必每期重复，以免百姓生厌”为由，适度控制数量和篇幅，更多地将“圣母”的德行与“勤政爱民”的具体事迹结合起来报道。对于试图塞人进来或干涉具体编务的，则以“报局初创，人员贵精不贵多，且陛下、天后有旨，编务需由报局据实拟定”为由，委婉而坚决地抵挡回去。同时，他也不吝在报上刊登许敬宗、李义府等人门下属下的一些政策建议（只要确实有益），或他们经办的某些“政绩”，以示合作姿态，维持表面上的和谐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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