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4章 文章定是非 (第2/2页)
真正的较量，发生在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报道上。一期《大唐报》在“良吏风范”栏目，报道了洛阳县尉袁恕己不畏强权、秉公处置一宗涉及某关陇世家子弟的伤人案。报道本身客观平实，只是陈述事实。但见报后，该世家通过关系向报局施压，要求“更正”，称报道“有损世家清誉”。报局负责人（李瑾提拔的一位刚直不阿的御史）据理力争，坚持报道属实，不予更改。事情闹到李瑾这里。李瑾仔细核查后，确认报道无误，便顶住压力，不予理会，并在下一期报纸的“市井百业”栏目，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些“豪强仗势，干预讼狱”的现象。此举虽未明指，但明眼人心知肚明，等于变相支持了袁恕己和那篇报道，也震慑了其他想干涉报纸的势力。此事传开，一些正直官员和百姓对《大唐报》的信任度大增，认为其“敢言”。
最微妙的一次交锋，是关于太子李弘的报道。太子仁孝，在士林中口碑甚佳。但东宫属官中，有人对天后掌权、对《大唐报》颇多微词。李瑾指示报局，在报道皇室活动时，给予太子适当的正面篇幅，如太子视学、祭孔、体恤民间疾苦等，报道务必客观公允，不刻意拔高，也不刻意冷落。既尊重太子地位，也避免给人留下《大唐报》是东宫喉舌或与东宫对立的印象。这种平衡的报道策略，起初让东宫一些人不满，认为不够“尊崇”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发现《大唐报》对天后的报道也同样秉持“重实绩”的原则，且并未如某些流言所说，刻意打压太子，不满之声才渐渐平息。
武则天对《大唐报》的关注，远比外界看到的要深入和复杂。每期报纸的样刊，都会在第一时间呈送她的案头。她看得很仔细，不仅看那些颂扬她的文章，更看边关军情，看农桑时讯，看良吏事迹，看市井百态，甚至仔细揣摩李瑾那篇“务实虚文”的短评。她欣赏这份报纸带来的正面舆论效果，欣赏它巧妙化解流言的方式，也敏锐地意识到李瑾通过这份报纸，在无形中倡导着一种“重实绩、轻虚文”的价值观，这在一定程度上，与她依靠“祥瑞”和佛教理论来构建权威的路径，并不完全一致。
但她并未出手干预或争夺控制权。至少目前没有。因为她清楚地看到，《大唐报》在巩固朝廷权威、打击反对派流言、展示“二圣”治下“盛世”气象方面，作用巨大。李瑾把握的分寸很好，始终将皇帝的权威、她的“贤德”置于正面报道的核心，对“洛水瑞石”和“圣母”虽未大肆渲染，但也给予了符合礼制的尊崇。更重要的是，《大唐报》的成功运作，使得官方在舆论场上不再被动，她可以利用这个平台，做更多事情。比如，她授意许敬宗，以“弘扬圣母仁德”为名，在报上连续刊登了几篇描述她早年事迹、突出其“慈爱”、“英明”、“辅佐陛下”的文章，文笔优美，情节感人，效果颇佳。她也默许甚至鼓励报纸报道一些她提拔的“北门学士”的政见和成绩。
这更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合作与博弈。李瑾掌握了报纸的日常运营和内容基调的主导权，武则天则通过最终审定和 occasional 的“命题作文”，确保报纸不偏离“大方向”，并为其所用。双方在“巩固现有统治、打击反对流言”这个大目标下，暂时达成了默契。
随着《大唐报》一期期发行，其影响力从两京迅速向周边州县扩散。地方官员发现，这份来自朝廷的报纸，不仅是了解中枢动态的窗口，其上的政策解读、良吏榜样、甚至惩处案例，都对治理地方有参考价值，于是也主动组织人手誊抄、宣读。一些偏远州县的士子商贾，甚至愿意花高价购买、传阅过期的大唐报，视为了解朝政、增长见识的途径。
而市井间关于天后与梁国公的污秽流言，虽然仍未绝迹，但声势已大不如前。当人们茶余饭后更热衷于讨论安西又打了胜仗、新式水车何时能推广到自己家乡、哪个贪官被报纸曝光倒了霉时，那些翻来覆去、又缺乏实据的宫闱秘闻，便渐渐失去了吸引力。更关键的是，《大唐报》通过持续不断的正面信息轰炸，在大多数人心中构建起了一个勤政的皇帝、贤德的天后、忠勇的梁国公和蒸蒸日上的大唐盛世形象。这个形象越牢固，那些阴暗的流言就越显得荒谬、可笑，甚至“不爱国”、“不盼朝廷好”。
这一日，李瑾在报局审阅新一期稿件。窗外传来市井的喧闹声，间或能听到报童清脆的叫卖声和路人聚在报栏前的议论声。他放下朱笔，揉了揉眉心。短短数月，《大唐报》从无到有，在波谲云诡的舆论场中站稳了脚跟，殊为不易。这不仅仅是文字的胜利，更是信息的力量，是“事实”对“谣言”的压制，是公开对隐秘的挑战。
然而，他心中并无太多轻松。他知道，反对者不会就此罢休。流言或许会暂时偃旗息鼓，但更隐蔽、更高级的攻击手段，可能正在酝酿。而《大唐报》本身，也成了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朝堂上下、宫廷内外的各方势力和他们的诉求。如何在这面镜子中，既反映真实，又不至于引发难以承受的折射；如何在帝后、太子、权臣、清流、世家之间把握平衡；如何让这份报纸不仅仅是歌功颂德的工具，也能承载一些真正的谏言和不同的声音，哪怕极其有限……这些都是比应对流言更复杂、更长期的挑战。
“国公，这期的‘驳讹正谬’栏，有一篇来稿，是国子监一位司业撰写的，辨析‘牝鸡司晨’之说的荒谬，引经据典，文采斐然，但……言辞颇为犀利，直接驳斥了一些古板儒生的论调。” 报局主编，那位刚直的御史，拿着一份文稿，有些犹豫地呈上。
李瑾接过，快速浏览。文章写得确实不错，逻辑清晰，论据有力，直指那些以“妇人干政”为由攻击武则天的言论。但这篇文章一旦刊出，必然会在士林引起轩然大波，支持者拍手称快，反对者则会视《大唐报》为天后张目的急先锋，攻击的矛头可能直接从流言转向报纸本身，甚至波及到他。
是刊，还是不刊？
李瑾沉吟片刻。这是一个机会，也是一个风险。直接为天后执政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辩护，这比报道具体事迹更进一步，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动出击。但时机是否成熟？《大唐报》的根基是否稳固到足以承受随之而来的攻讦？
“文章先留下。” 李瑾将文稿放在案头，“此事，需从长计议。或许，不必如此直白。可以约请几位大儒，撰文探讨‘贤内助’于国于家之重要性，或论‘才德’与‘性别’之本末，润物细无声，效果或更佳。”
他需要更谨慎地衡量。舆论的阵地已经开辟，但如何巩固，如何拓展，如何在这阵地之上，既捍卫他想捍卫的，也播下他期望的种子，这需要智慧，更需要耐心和时机。
《大唐报》的墨香，已经开始在帝国的空气中弥漫。它能否真的“文章定是非”，尚需时间检验。但至少，它让一种不同于“天启”神谕和污言秽语的声音，得以发出，并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