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8章 媚娘崇佛法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然而，在这片看似虔诚、狂热的崇佛浪潮下，并非没有暗流和杂音。
　　
　　首先便是来自道教和部分笃信道教、或恪守“道先佛后”祖制的朝臣的抵触与不安。太史局官员因“妄言天象”被严惩一事，余悸未消，道门声势大挫。但暗地里的不满并未消失。一些有影响的道教领袖，如嵩山道士潘师正、泰山道士王知远等，虽未公开反对，但明显减少了与朝廷的主动往来，专注于山中清修，对朝廷的征召也常以“方外之人，不问世事”为由推脱。朝中一些出身世家、信奉道教或思想保守的大臣，如侍中许圉师、中书侍郎上官仪（此时尚未被贬）等，对朝廷如此明显、大规模地崇佛抑道深感忧虑。他们或在私下聚会时叹息“浮屠害政”，或在上奏时委婉提及“国朝以老子为祖，道教为本，不宜过崇释教，恐失根本”。但这些言论，在武则天如日中天的权威和崇佛的浩大声势面前，显得微弱而无力。
　　
　　其次，是来自务实派官员，特别是李瑾一系的隐忧。李瑾本人对佛教并无恶感，甚至认为其劝人向善的教义有助于教化百姓，稳定社会。但他担忧的是，如此大规模、高调地崇佛，尤其是兴建空前规模的大寺，耗费巨资，必然加重百姓负担，影响国计民生。他曾就“大周东寺”的工程预算和摊派问题，向武则天进言，认为“祈福之心虽诚，然民力有穷，当量力而行，可稍减规制，或分年营造，以纾民力”。
　　
　　武则天当时正沉浸于利用佛教构建神圣权威的兴奋中，对李瑾的建议，表面赞其“体恤民情，老成谋国”，但并未真正采纳，只是将“天下各州随力助缘”的措辞，改为“劝募随喜，不得强征”，实际执行中，地方官为表政绩，讨好上方，摊派强征之事，依然屡见不鲜。李瑾无奈，只能在政事堂尽力协调，在工程物料调配、工匠征集等方面，尽量减少对正常农业生产和边镇供应的干扰。
　　
　　更让李瑾忧虑的，是佛教势力借此机会急剧膨胀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。大量田产、财富以“供养”、“捐施”的名义流入寺院，导致寺院经济过度扩张，与国争利，甚至可能出现“十分天下之财，佛有七八”的局面（此为他心中忧虑，尚未成现实）。一些僧侣凭借与宫廷的密切关系，开始干预地方事务，甚至插手诉讼，以“佛法”凌驾于国法之上。虽然目前尚不明显，但苗头已现。此外，民间青壮年为逃避赋役，大量“出家为僧”，也影响了国家户籍和兵源。李瑾曾向武则天提及这些隐忧，建议加强对僧尼户籍的管理，限制寺院田产的过度扩张，规范僧侣行为。武则天对此表示“知道了，容后再议”，但并未立即采取有力措施。在她看来，目前利用佛教巩固权力是第一要务，些许弊端，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。
　　
　　这一日，李瑾在政事堂处理公务，见到一份来自剑南道的奏报，言及当地一富商，为求“功德”，将大半家产捐给某寺，其子不满，引发诉讼，地方官碍于该寺乃“敕建”，且有高僧与洛阳“有旧”，难以决断，请朝廷示下。李瑾看罢，眉头紧锁，提笔批复，要求地方官“秉公处置，依《唐律》断案，寺院不得干预词讼，僧侣犯法，与民同罪”，并命刑部下文重申此律。
　　
　　放下笔，他走到窗前，望着宫城方向。那里，为修建“大周东寺”而征调的巨大木石，正通过洛水源源不断地运来，工地上人声鼎沸。更远处，隐约传来大慈恩寺悠扬的钟声。
　　
　　他知道，武则天对佛教的推崇，已不仅仅是个人信仰或政治工具，更成为一种日益强烈的精神寄托和权力象征。她正在用金箔、檀香和浩大的工程，为自己铸造一顶闪耀着佛光的冠冕。这顶冠冕，暂时掩盖了儒家经典“牝鸡司晨”的诅咒，为她提供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合法性，但也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帝国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结构。
　　
　　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佛光普照，亦能蔽日。” 李瑾心中默念。他支持稳定，支持武则天巩固权力以维持朝廷的平稳运行，但他始终对任何可能过度消耗国力、扭曲社会正常运转的狂热保持警惕。无论是儒家的“正名”，还是佛教的“神化”，最终都要落到实实在在的治国理政、富国强兵上来。他必须在这股崇佛的热潮中，努力稳住帝国的航船，确保它不会在炫目的佛光中，偏离了务实的航道。
　　
　　而此刻，在洛阳皇宫的深处，武则天正虔诚地跪在佛前，手持念珠，默诵着新译出的《华严经》经文。香烟缭绕中，她的面容平静而坚定。佛经中描绘的“华藏世界”、“莲花藏海”的壮丽图景，与她对至高权力的渴望和掌控帝国的现实，奇妙地融合在一起。她相信，自己不仅是人间的主宰，更是得到了诸佛庇佑、肩负着特殊使命的“菩萨化身”。佛教，不仅为她提供了执政的法理，更为她构建了一个超越世俗性别、超越生死轮回的宏大精神世界，让她在面对内外压力、面对疾病缠身的皇帝、面对虎视眈眈的潜在反对者时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。
　　
　　崇佛，于她，已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。而这条道路的尽头，是更加辉煌的巅峰，还是潜藏着未知的危机，此刻无人能够预料。帝国的天空，佛音梵唱日益嘹亮，而务实者的警钟，也在李瑾心中轻轻敲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