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9章 瑾倡百家鸣 (第1/2页)
当洛阳城在“大周东寺”的土木轰鸣与日益洪亮的梵呗声中，日益浸润于佛教的金色辉光时，梁国公李瑾的府邸书房内，却弥漫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息。这里没有檀香，只有墨香与淡淡的茶烟；没有诵经声，只有书页翻动的轻响与偶尔的议论。面对武则天日益高涨的崇佛热潮及其背后隐含的思想一统倾向，李瑾并未选择直接对抗——那既不明智，也非他所愿。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径：在不触动崇佛大局的前提下，以一种更务实、更兼容并包的方式，倡导思想的多元与实用，试图在日渐浓郁的“佛光”之外，为帝国保留一片理性与实用的土壤。
他的策略，首先体现在对《大唐报》的进一步引导上。尽管报纸必须报道诸如“大周东寺”奠基、天后驾临法会、高僧讲经等“盛事”，并适当刊登一些劝善的佛理文章，以符合“大势”，但李瑾指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，必须确保报纸的主体内容和基调，牢牢锁定在“经世致用”上。
于是，在“佛门祥瑞”和“高僧法语”的版面之外，《大唐报》持续且显著地增加了以下内容：
大量关于各地农桑水利、屯田实边、劝课农桑的报道。详细介绍先进的耕作技术（如曲辕犁的改进、水稻移植法）、水利工程（如修复的古渠、新开的陂塘）、新作物（如占城稻的试种推广）的成效。表彰那些兴修水利、鼓励耕织、颇有政绩的地方官员，将其事迹详细报道，树为楷模。
深入剖析朝廷重大政策。如对“两税法”试行得失的讨论（并非批评，而是探讨如何在各地更好执行、避免弊端）；对府兵制面临困境的分析及“长征健儿”等募兵制探索的介绍；对漕运、盐铁、市舶等经济事务的解读。文章注重数据和事实，语言平实，旨在让官员士子了解国策，启发思路。
介绍实用技术与科学知识。虽然版面有限，但李瑾坚持保留了一个名为“格物”的专栏，介绍一些实用的算学新法、简易的工程技艺（如测量、建筑基础）、改良的纺织工具、基本的医药常识、天文历法修订（与太史局的“祥瑞”报告区分开，侧重其实用性）等。尽管有时会被士人讥为“奇技淫巧”，但李瑾认为，这些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。
连载“良吏传”和“名将谱”。选取历史上和本朝有作为的能臣干吏、善于治军的将领，记述其务实政绩或成功战例，总结其经验，文风力求生动，避免空泛的道德说教。李瑾希望通过这些故事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一种重实效、重事功的价值取向。
针砭时弊（有限度的）。在把握分寸的前提下，刊登一些揭露地方积弊、反映民间疾苦（如某些地区赋役不均、胥吏扰民）的调查文章，或就某些社会问题（如溺婴、厚葬、土地兼并隐忧）展开讨论，引导舆论关注实际问题，并提出建设性意见。
此外，李瑾还利用他主持或参与修订典章制度、科举条规的机会，进行着更根本的努力。他提议，在科举取士中，除传统的经义、诗赋、策论外，应适当增加对时务、算学、律法、地理等“实学”内容的考核比重，至少应在吏部铨选时，作为重要参考。虽然此议遭到不少崇尚文学辞章、认为“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”的守旧官员反对，进展缓慢，但李瑾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。例如，在选拔低阶官吏或专门人才（如掌治河、管仓库、理刑名）时，他力主加试相关实务知识。
更重要的是，李瑾开始有意识地在国子监、弘文馆、崇文馆等最高学府，倡导一种更开放、更务实的学习风气。他利用其宰相身份和参与“重释经典”工程的便利，在与祭酒、博士、学生们交流时，屡屡强调“学以致用”、“博采众长”。他并不公开反对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，而是倡导在精通经义的基础上，应广泛涉猎诸子百家、史书律令、乃至算学、地理、医药等“有用之学”。
“圣人设教，并非要人死守章句，而是要通晓世事，辅佐君王，治理国家。管子通权达变，富国强兵；商君厉行法治，秦国以霸；孙子洞悉兵机，百战不殆；墨子擅守御，重实用；甚至医者扁鹊、工师公输，皆有其专精，有益于世。吾辈读书，当以圣人之道为体，以百家之长为用，方不负平生所学，不负朝廷养育。” 在一次视察国子监，与师生座谈时，李瑾如是说道。
这番话，在崇尚“君子不器”、以经学诗赋为正途的士林氛围中，可谓别开生面，甚至有些“离经叛道”。但在场的许多年轻学子，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、渴望通过实干出人头地的士子，却听得心潮澎湃。长期以来，他们被束缚在汗牛充栋的经典注疏和精雕细琢的诗赋格律中，虽然熟读圣贤书，却对如何实际治理一方、解决具体问题感到茫然。李瑾的话，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。
李瑾还鼓励学官们开设一些“杂学”讲座。起初响应者寥寥，毕竟这与主流学风不符，也缺乏“名师”。但李瑾身体力行，他利用自己多年从政、治军、理财的丰富经验，以及超越时代的见识，亲自在崇文馆开设了一系列“时务讲座”，每半月一次，题目诸如“论漕运利弊与改进”、“边镇屯田实边之策”、“钱帛兼行与物价”、“蕃情分析与边事应对浅谈”等。讲座不重虚文，只讲实际，分析问题，提出对策。消息传出，不仅国子监、弘文馆的学生趋之若鹜，许多年轻官员乃至一些对实务感兴趣的中低级官员，也纷纷前来旁听，常常座无虚席，甚至需要提前占位。
这些讲座的内容，经过整理，部分被允许在《大唐报》上刊载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。渐渐地，在两京的士人圈子中，谈论“实学”、“时务”成为一股新的、不那么主流但颇具活力的风尚。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，如兵部侍郎裴行俭（善于用兵、通晓蕃情）、将作监的能工巧匠（擅长工程）、户部精通钱谷的吏员，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和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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