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32章 白江口旧恨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麟德七年，冬。
　　
　　登州传来的消息，最终印证了朝廷最坏的猜测。倭国执节使栗田真人在接到朝廷“严词诘问、即刻入朝解释”的敕令后，并未如预期般惶恐请罪，反而在拖延了十余日后，递上了一道用词恭谨、实则绵里藏针的“陈情表”。
　　
　　表文中，栗田真人（或者说，倭国朝廷借他之口）先是极力颂扬大唐皇帝、天后圣德，感念天朝多年教化之恩，随后话锋一转，声称“鄙国僻处海东，近年天灾频仍，疫病流行，国中多故，府库空虚”，故而“遣使之费，实难筹措”，请求“暂缓遣唐使数年，待国中稍苏，再行遣使，永续旧好”。至于整顿水师、修筑边备之事，则轻描淡写地解释为“防备海贼，绥靖地方”，并信誓旦旦“绝无丝毫悖逆之心，天日可鉴”。最后，恳请大唐“体恤下国艰难”，并“恩准”栗田真人等“因病体未愈”，先行返回倭国“调治”，待他日国中安定，再遣“纯诚之使”前来朝贡。
　　
　　这道表文被快马加鞭送至洛阳，送达政事堂时，已是腊月。窗外寒风凛冽，堂内炭火正旺，但宰相们的脸色，却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冷峻几分。
　　
　　“好一个‘暂缓数年’！好一个‘防备海贼’！” 郝处俊将表文抄本重重拍在案几上，花白的胡须气得微微颤抖，“倭奴狡诈，竟敢如此敷衍天朝！此表看似谦卑，实则倨傲！暂缓遣使是假，断绝往来是真！防备海贼？我大唐水师巡弋海疆，海靖波平，何来大股海贼需其举国戒备？分明是暗怀异志，厉兵秣马，欲行不轨！”
　　
　　李敬玄捻着胡须，脸色阴沉：“其言‘国中多故，府库空虚’，或非全然虚言。然以此为借口，断绝遣使，实属悖逆。遣使之费能有多少？不过借口罢了。更可疑者，是其使节竟求先行归国！这分明是做贼心虚，恐我朝扣留人质，或从其口中探知虚实！”
　　
　　薛元超叹息一声：“观此表文，倭国其心已异。所谓暂缓，恐是永绝。高句丽方平，四夷震恐未定，倭国便敢如此，若我朝不施以惩戒，他日吐蕃、突厥、西域诸国，乃至新罗、渤海，岂不皆有样学样？天朝威严何存？”
　　
　　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李瑾。自高句丽凯旋后，李瑾在对外战略，尤其是东夷、海疆事务上的话语权，已无人能及。此刻，他正拿着那份表文的原件，目光沉静地逐字阅读，脸上看不出喜怒。
　　
　　良久，李瑾放下绢帛，缓缓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冷冽：“诸位相公所言，皆中要害。倭国此举，名为乞缓，实为断绝。其国中或有灾疫困顿，然绝非主因。主因在于，高句丽之灭，令其惊惧交加，畏我兵威，又自恃海险，欲行割据自立之事。其所谓整顿水师，名为防贼，实则防唐。此番表文，乃是试探，试探我朝反应，试探我朝是否有跨海征伐之决心与能力。”
　　
　　他站起身，走到悬挂的巨幅地图前，手指点在朝鲜半岛与倭国九州岛之间的海域。“倭国自恃者，无非大海天堑。彼以为，前隋三次征高句丽而无功，前朝大军亦曾受阻辽泽坚城。唐虽强，能灭高句丽于陆，未必能渡海伐岛国。此乃其敢于如此敷衍之底气所在。”
　　
　　“然则，我朝岂可坐视？” 郝处俊怒道，“当立即下诏，严词斥责，命其国王亲来洛阳谢罪，并即刻恢复遣使，否则，天兵一到，玉石俱焚！”
　　
　　“下诏斥责，自然要下。” 李瑾转过身，目光如电，“然仅凭言辞，恐难撼其心。彼既已决心试探，必已做好与我朝交恶之准备。寻常诏书，不过废纸。需有雷霆之势，方能使彼辈知惧。”
　　
　　“太子太师之意是……” 薛元超试探问道。
　　
　　“重提旧事，明其罪状；陈兵海上，示我决心；遣使问罪，观其应对。三步并进，迫其抉择。” 李瑾斩钉截铁，“若其幡然悔悟，亲来谢罪，恢复旧制，则羁縻如故，然其水师需受我监察，其国政需向我报备。若其执迷不悟，甚或口出狂言……” 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更冷，“则新账旧账，一并清算！届时，白江口之水，可还没忘记二十多年前的血色！”
　　
　　“白江口！” 几位宰相心头都是一震。那是龙朔三年（663年）的旧事，距今已二十余载。当年，倭国倾举国水师，联合百济残部，与唐朝、新罗联军大战于白江口（朝鲜半岛锦江入海口），结果被唐将刘仁轨、刘仁愿等率领的唐军水师大败，四百余艘战船焚毁沉没，海水为之染赤。此战彻底粉碎了倭国干预朝鲜半岛的野心，奠定了此后一段时间东北亚的格局，也迫使倭国在此后二十余年里，对唐朝保持极度恭顺，不断遣使学习。
　　
　　“白江口旧恨……” 李敬玄沉吟道，“时过境迁，旧事重提，以作出兵之名，朝野恐有非议，谓我朝翻旧账，欺凌弱国。”
　　
　　“旧恨？” 李瑾冷笑一声，走回案前，拿起一份他事先准备好的卷宗，“李相，此非旧恨，实乃倭国累世不臣之铁证！我早已命人查阅馆阁旧档，汇集倭国自前隋以来，种种狂悖、不敬、乃至侵扰之行迹。”
　　
　　他翻开卷宗，朗声念道：“前隋大业三年，倭国遣使小野妹子至隋，其国书竟称‘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’，狂妄无礼，隋帝不悦。此为其一。”
　　
　　“前隋时，倭国曾暗中支持高句丽，阻挠隋军，其心可诛。此为其二。”
　　
　　“国朝初年，倭国与百济、高句丽暗通款曲，屡有使者往来，图谋不轨。贞观年间，其国更收留高句丽、百济逃亡贵族，阴蓄异志。此为其三。”
　　
　　“至龙朔年间，其国竟敢悍然发兵数万，战船千余，渡海与百济残部勾结，公然与我天朝为敌，白江口一战，焚我战船（唐方亦有损失），杀我将士，其罪滔天！此为其四！”
　　
　　“白江口败后，其国虽表面称臣，然自称‘天皇’，用我年号、官制，却行自立之实，国中常以‘神国’自诩，轻视华夏。此为其五。”
　　
　　“如今，见我新灭高句丽，不思加倍恭顺，反生异心，停派遣使，整顿水师，其不臣之心，昭然若揭！此为其六！”
　　
　　李瑾合上卷宗，目光扫过众人：“有此六条，倭国之罪，罄竹难书！白江口之役，非是旧恨，乃是其累累罪行中最为昭彰之一件！其国非但未曾真心悔过，反因我朝宽仁，变本加厉！今高句丽既平，安东新设，海疆之安，关乎东北大局。倭国孤悬海外，若任其坐大，与朝鲜半岛之新罗（需警惕）、百济遗民，乃至沿海不安分之徒勾结，则必成我朝心腹之患！今日其敢停派遣使，明日就敢侵扰新罗，后日就敢寇我登莱！岂可因大海阻隔，便养虎遗患？”
　　
　　他深吸一口气，语气转为沉痛激昂：“诸位试想，白江口一战，我大唐多少忠勇将士，血染碧波，埋骨异域？彼时先帝（太宗）在位，犹以此为大憾！今我朝国力之盛，军威之强，远胜昔日。高句丽此等陆上强国，数月而平。倭国，一海岛小邦，仰我鼻息而存，竟敢效尤高句丽，行悖逆之事！若不以雷霆之势，犁庭扫穴，永绝后患，则白江口殉国之将士英灵何安？则四夷观之，岂不以为我大唐可欺？则后世史笔，将如何评说我等当国之人，畏缩苟安，坐视海疆不宁？！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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