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32章 白江口旧恨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这一番话，既有理有据，又充满感情，尤其是提到白江口殉国将士，更是让在座众人动容。郝处俊拍案而起：“太子太师所言极是！倭国恶行累累，今又自绝于天朝，若不征讨，何以告慰先烈？何以震慑四夷？老臣愿附议，请陛下、天后下诏，明数倭国之罪，兴问罪之师！”
　　
　　李敬玄和薛元超对视一眼，也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与决断。李瑾的论述，已将倭国问题从简单的“遣使礼仪”之争，上升到了国家安全、历史旧账、天朝威严的战略高度。尤其是将倭国与高句丽类比，指出其潜在威胁，极具说服力。在唐朝刚刚取得灭国大胜、国势如日中天的背景下，这种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”的强势思维，很容易获得共鸣。
　　
　　“太子太师思虑周全，老臣亦以为，倭国之事，不可姑息。” 李敬玄缓缓道，“然跨海用兵，非同小可。水师需整顿，战舰需修缮，粮秣需转运，天时需择取。更需详探倭国山川地理、兵力部署。非有万全准备，不可轻动。”
　　
　　薛元超补充道：“还有新罗。新罗与倭国有世仇，亦是我朝藩属。若征倭国，新罗态度至关重要。是令其出兵助战，还是严守中立，需早定方略。此外，朝中恐怕亦有不同声音，需预先绸缪。”
　　
　　李瑾点头：“二位相公所虑甚是。征伐乃国之大事，自当谋定后动。我意，可分三步走：其一，立即以陛下、天后名义，颁诏天下，明数倭国自前隋以来，特别是白江口之战及现今停派遣使之罪，诏书中可重提白江口旧事，申明此乃讨逆复仇、伸张天讨之义战！此诏须传檄四方，尤其是新罗、渤海、乃至吐蕃、突厥，使其知我出兵之名正言顺！”
　　
　　“其二，命兵部、户部、工部，即刻着手筹备。登州、莱州、楚州、明州（今宁波）诸水师，加紧整训，检修战船，储备箭矢、火器（火炮、猛火油等）、粮秣。着令将作监、格物院，协助水师，改良海船，研制适于跨海作战之军械。同时，遣精干斥候，假扮商人、僧侣，潜入倭国，详绘其海岸、港口、道路、城池之图，打探其兵力虚实、国内舆情。”
　　
　　“其三，遣一重臣为特使，持此问罪诏书，率精锐水师一部，护送前往倭国。一则向其国王当面问罪，观其反应；二则，亦是武装巡弋，展示军威，探查其海防虚实。若其国王畏惧，亲缚请罪，或可暂缓兵锋，然其国政、水师，必须受我监管。若其稍有迟疑，或出言不逊，则特使即可凭诏书，宣示其罪，断绝邦交，我大军随后即至！”
　　
　　他目光灼灼，看向三位宰相：“此三步，步步紧逼，名为问罪，实为备战。以半年为期，若倭国能在我大军集结完毕前，做出令我朝满意之让步，则兵戈或可暂息。若其冥顽不灵，则待明年夏秋，东南风起，便是大军东渡，犁庭扫穴之时！”
　　
　　郝处俊、李敬玄、薛元超三人沉吟片刻，相继颔首。李瑾的方略，考虑周全，步步为营，既有外交上的最后通牒，又有军事上的切实准备，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又占据了道义和历史的制高点。
　　
　　“太子太师此策甚妥。” 薛元超道，“只是，这问罪特使，人选至关重要。需位高权重，能代表朝廷威严，又需胆略过人，临机决断。”
　　
　　李瑾沉吟道：“此事，需奏请陛下、天后圣裁。不过，我意，或可由一位熟悉海事、胆气过人之中枢重臣，或一员能代表军方之宿将担任。具体人选，可稍后再议。当务之急，是即刻拟定问罪诏书，并启动备战事宜。”
　　
　　四人又商议了一些细节，直至暮色降临。最终，一份由政事堂四位宰相联署的奏疏，被紧急送入宫中。奏疏中详细阐述了倭国之罪（重点重提白江口旧恨）、其潜在威胁、以及“先礼后兵、陈兵问罪、以备征伐”的三步策略，并附上了李瑾草拟的《问罪倭国诏》草稿。
　　
　　紫微宫中，李治倚在榻上，精神不济，主要由武媚娘阅览奏疏。她仔细看完了每一行字，特别是李瑾所列举的倭国六条罪状和重提白江口之战的段落，凤目之中，光芒闪动。
　　
　　“白江口……旧恨……” 武媚娘轻声自语。她当然记得那场战役，那是先帝高宗时代对外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，极大地巩固了唐朝在东北亚的霸权。如今，李瑾巧妙地将这段历史重新提起，不仅勾起了朝野对倭国的旧恶，更将可能的征讨行动，包装成了“复仇”与“维护天朝尊严”的正义之举，极大地削弱了“恃强凌弱”的道德压力。
　　
　　“重提旧事，以彰其恶；陈兵海上，以慑其心；遣使问罪，以观其变……三郎此策，步步为营，老成谋国。” 武媚娘对身旁的李治柔声道，“陛下，倭国确有不臣之心。高句丽方平，若容倭国效尤，则四夷效仿，国威何存？白江口殉国将士英灵何安？瑾儿所言，不无道理。当示之以威，若其悔悟，则羁縻之；若其顽抗，则征伐之。海疆不安，则辽东、新罗亦难宁。此乃一劳永逸之策。”
　　
　　李治咳嗽了几声，略显浑浊的眼睛看着武媚娘，缓缓点头：“媚娘所言……甚是。倭国……小丑耳。然跨海……用兵，需谨慎。既有旧恨，又添新仇……问罪可也。具体……媚娘与三郎……斟酌办理。勿使……国库空虚，民生疲敝。”
　　
　　“陛下放心，臣妾与三郎、诸位相公，自会妥善处置，必不使陛下忧心。” 武媚娘温言安慰，眼中却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。高句丽的胜利，极大地增强了她的威望和权力欲。若能再平倭国，将帝国的影响力真正扩展到海洋，那将是何等功业？而且，借此机会，进一步巩固李瑾的军事领导地位，震慑朝中可能的异议，也是一举多得。
　　
　　很快，圣旨下达。朝廷正式颁布《问罪倭国诏》，诏书历数倭国自前隋以来罪状，尤其详述白江口之战“忘恩负义，以怨报德，侵我藩属，杀我将士”之恶行，痛斥其现今“停派遣使，阴蓄异志”之悖逆，责令倭国王“速遣亲信重臣，奉表至洛阳，自陈其罪，并即刻恢复遣使，永绝邪心”，否则“王师所指，海波难平，勿谓言之不预！”
　　
　　诏书以邸报形式，通告全国州县，并传檄四方藩国。同时，兵部、户部、工部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，登、莱、楚、明等州水寨，日夜赶工，整修战舰，囤积物资。一批精干的“商人”、“僧侣”，也从登州、明州等地悄然出海，驶向东方。
　　
　　白江口的旧恨，被重新点燃，化为宣示征讨大义的熊熊烈火。战争的齿轮，在诏书颁下的那一刻，开始缓缓转动。而此刻的倭国，是否感受到了来自西面海洋上，那越来越近的、夹杂着历史硝烟与冰冷杀意的海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