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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码头干活的都是糙人。他们不知道我的事，也不问。我跟着他们早出晚归，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茧，晚上回去倒头就睡。有一段日子，我真觉得自己能忘了。那枚牙和智齿我装在一个木盒子里，放在床头。它们再没跳过。像两粒被海水冲了很久的石子，安安静静。
可梦还是来找我。
有段时间，我连着几个晚上做同一个梦。梦见自己站在那道石龛前，面具还蒙在石模上。我伸手去摸，触到的不再是冰凉的面具，而是一张温热的、有弹性的脸。那张脸在呼吸。它呼出来的气是香的，和墓里那股甜味一模一样。然后那张脸慢慢转过来，它没有眼睛，可我知道它在看我。它说：“你和我，只差一层皮。”
每次梦到这里，我都会醒。坐在北方的夜里，听着远处海浪一下一下地拍岸。手心里全是汗。我把木盒打开，借着月光看那两颗牙。它们还是安安静静的。我合上盒盖，告诉自己，梦只是梦。它死在井底了。它被钉子钉住了。它不会回来了。
可心底总有个声音，像潮水一样，一遍一遍地拍着。
“差一层皮。”
半年后，谭二死了。
消息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发来的，就一句话：“谭二走了。怒江边，黄果树下，已入土。”我拿着手机，在海风里站了很久。我知道这一天会来，可真的来了，还是像被人从心口挖走了一块。我请了假，回到丙中洛。谭二的坟就在黄果树后面，一个小小的土包，前面插着一块木牌，上写“谭二之墓”。我给他烧了纸，把他爱喝的酒倒了一杯在土前。纸灰被江风卷起来，打了几个旋，散进天里。
我没有多待。离开前，我又去了那栋砖房。门关着，那把旧铜锁挂在门上，已经锈死了。我从窗缝里看进去，那面铜镜已经被人摘走了，墙上的匾也不见了。屋子空得像个被风吹干的壳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开。
回到北方后，我辞了码头的工作，改行做了木工。在一家旧家具店里帮着修修老桌子老椅子，日子不算宽裕，但干净。每天晚上收了工，我就坐在出租屋的灯下，把爷爷和父亲留下的那些东西翻出来看。帛书上的线条已经被我描了不知多少遍，纸张边缘起了毛。铜印和竹筒，我用红布包好，收在柜子最里层。那些复印的笔记，我隔一段时间就看一遍，像在读一封封从地底寄来的信。
有时夜里刮大风，我会恍惚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很轻，很远，像从地下几万丈深的地方传来。我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，等那声音过去。我不再害怕了。它要来，就来。我还剩一条命，实在不行，就再下去一趟。可每次大风过后，那声音就消失了。外面只剩海浪，或者北方的沙尘，扑在窗户上，沙沙作响。
又过了几年。我结了婚。妻子是个极普通的女人，眼睛很大，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。她不问我的过去，只知道我老家在云南，家里没人了。我们在小城买了房，有了个女儿。女儿生下来的时候，我抱着她，看着她皱巴巴的小脸，忽然想起我妈说，我生下来没几天她就走了。那时我竟一点也不恨她了。有些事，有了孩子才懂。
有一回，我抱着女儿在阳台上看星星。她指着天上最亮的那颗，说：“爸爸，那颗星星像颗牙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低头看她。她的眼睛极黑，黑得像那晚她祖母看我的样子。我把她抱紧了，感觉胸口的木盒轻轻跳了一下。我伸手一摸，那两颗牙安安静静地躺着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是错觉。
一定是错觉。
可那天晚上，我又做了那个梦。梦里，面具从石模上滑了下来，落在地上，发出“啪”地一声轻响。我蹲下去捡，手还没碰到，面具就变成了一张纸。纸上写着一行字。
我醒了，怎么都想不起来那行字是什么。只记得自己满头大汗，把身边的女儿都惊醒了。她伸过小手，摸着我的脸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爸爸，你哭了。”
我抹了一把脸，把她搂回被窝里。窗外天快亮了，海风从半开的窗子里钻进来，凉丝丝的。我闭上眼，听见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怒江的水还在流。
从那一夜起，我再没做过那个梦。
可我知道，这世上的某个地方，那张脸还醒着。它在等下一个该去的人。
也许一百年，也许两百年。也许等我的女儿长大，等她走到一面镜子前，突然发现镜子里的人，不是自己。
我不会让那一天发生。
天亮了。我起身，给熟睡的妻女掖好被子。窗外，渔船已经出海，远远的，像几片灰色的叶子浮在海面上。
我穿上衣服，出了门。
风很大。我把木盒装进兜里，往海边的方向走。有些事情，与其等着它来，不如先去找它。这念头让我想起很多年前，我父亲临死前攥着那块帛书的样子。想起他嘴里翻来覆去的那句：别去，别去找。
可终究，人这一辈子，有些山，逃不掉。
我走进了海风里。身后的小城在晨光中慢慢醒来，人声渐起。晨雾散去，太阳从海平线下一点一点地跃起来，把整个海面染成金色。我站在岸边，摸了摸脖子上那两颗并排的牙。它们还是温温的，被我的体温焐了这些年，已经不那么凉了。
我松开手，任海风灌满胸膛。
“我还在。”我低声说，“你们别来找我。换我，去找你们。”
潮水涨上来了，没过我的鞋底。我转过身，朝来路走去。身后，大海起伏如呼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