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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二十四章
　　
　　日子确实平静了一段。
　　
　　我回到北方海边的小城，重新拾起家具店的活计。每天早上给女儿做早饭，送她去学校，傍晚去码头边转一圈，看渔船归港。周末一家三口去海边，女儿捡她的贝壳，妻子织她的毛衣，我坐在礁石上，看海鸥从头顶掠过。日子像一面被风抚平的海，没有大浪，没有暗涌。我甚至开始觉得，自己前半辈子那些事，都是上辈子的了。
　　
　　可命运这玩意儿，从来不肯让人真正安生。它像涨潮，总在你以为沙滩已经干了的时候，再漫上来一遍。
　　
　　那天夜里，女儿忽然发起了高烧。烧到三十九度多，小脸通红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我和妻子连夜带她去医院。挂了急诊，打了退烧针，又查了血，医生说是病毒性感冒，问题不大。可烧退下去之后，女儿就开始说胡话。她闭着眼睛，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同一句话。我把耳朵凑过去听。她的嘴唇发干，声音细得像蚊蚋：
　　
　　“井……别让他们打开井……”
　　
　　我整个人像被一记闷拳打在胸口。妻子在旁急得掉眼泪，问医生孩子怎么了。医生说可能是高烧惊厥，让再观察一天。可我知道不是。我站在病房门口，后背一阵一阵地发麻。那井要出来了。它不仅没有被我镇住，反而找到了我家里最薄弱的一环。我女儿身体里流着楚家的血，那血像根天线，早就和那口浊井同频了。它通过她在喊。它在警告我。
　　
　　可“别让他们打开井”，是谁要打开井？
　　
　　我让妻子先回家休息，自己留在医院守夜。女儿半夜醒了一次，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爸爸，有个叔叔站在门口。”我转头看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顶灯白惨惨地亮着。我问她：“哪个叔叔？”她摇摇头，又睡了过去。我走到门口张望，整条走廊没有一个人。只在走廊尽头的窗户上，映着一点极淡极淡的水汽。那水汽的形状，像半张侧脸。
　　
　　我攥了攥拳。它来了。不是那口井里的东西。是别的人，活人。有人找到了苦竹坳，有人要动那口井。
　　
　　女儿出院后，我立刻订了去湖南的票。妻子没拦我。她只是抱着女儿，站在门口，说：“带她一起去吧。”我愣了一下。她看着我，眼里有泪，可声音很稳：“你不在家，我不放心。你带她走。你看着她，总比别人强。”我摇头，说太危险。妻子却笑了笑，那笑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坚决：“楚临，她姓楚。有些事，躲不掉的。你比谁都知道。”
　　
　　我站在那儿，像一个被说服的孩子。最终，我点了头。
　　
　　三天后，我带着女儿出现在了沅陵县城。她背着自己的小书包，里面装着作业本和几个布娃娃。我给她买了顶遮阳帽，怕南方日头毒。她精神已经恢复了不少，只是偶尔会突然不说话，像在听什么我听不见的声音。我让她牵着我的手，一步也不松开。
　　
　　我们在县城住了一晚。夜里，女儿睡得极沉。我睡不着，坐在床边，把谭二留下的短刀拿出来擦。刀已经很旧了，刀刃上有几道卷口。我拿磨刀石一下一下地磨，磨到半夜。刀身在灯光下亮了一瞬，我仿佛看见刀面上映出一张脸。不是我的，是个极瘦的、没有表情的女人。我手一顿，再看时，刀面上只剩灯影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，我们搭了辆去苦竹坳方向的过路班车。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听我们说到苦竹坳，连连摆手说那地方不敢去，上面封山了。我问什么原因。他压着嗓子说：“前几天，乡里来了一群人，有县上的，还有省里的，说是什么地质调查队。扛着仪器上去，在村子里转了一天，夜里就没下山。第二天有人上去看，那些人还在，就坐在村口大樟树底下，一动不动。一个个眼睛睁着，嘴里塞满了泥。人倒是活的，就是问什么都不会说。全送精神病院了。”
　　
　　我心里一沉。地质调查队。这借口我太熟了。当年云南那座墓，也是有人以“地质勘探”的名义去踩过点。我问司机：“那些人是真的搞地质的？”
　　
　　司机冷笑了一声：“谁知道呢。反正上去的人全疯了。后来又有两拨人上去，也在那个村里出了事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哪个正经单位会往那种地方派人？县上说封山，封得连只鸟都不让进去。”
　　
　　车到半路一个三岔口，我带着女儿下来。司机劝了句“莫去”，便调头走了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通往苦竹坳的那条小路，心里像堵了块冰。女儿忽然拉了拉我的手，说：“爸爸，我听见了。”我问听见什么。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：“那口井里，有人在哭。”
　　
　　我蹲下来，和她平视：“小宝，你听爸爸说。不管听见什么、看见什么，都别应。就跟着我，好不好？”她点点头，眼睛黑亮亮的，透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静。
　　
　　我们朝山里走。路越走越荒，两旁的草比人都高。我走在前面，用手拨开挡路的枝叶。女儿跟在我身后，不吵不闹。走了快三个钟头，苦竹坳的轮廓从雾里浮出来。村口那棵大樟树比上回更衰败了，叶子几乎掉光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，像一具戳在土里的骨架。树下有人。我立刻把女儿拉到身后，自己贴着路边的土坎蹲下，慢慢探头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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