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一章 我跑过，也认过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四月里他转正了。
　　
　　合同是罗经理从抽屉里拿出来的，比试训的那一份更厚，条款也列得更详细：全年出场次、出勤要求、奖金分类明细、安全责任、媒体义务。一式两份，签字的地方贴着两道淡黄色的标条。最后签字的时候，罗经理说了一句：“你现在不是试训的了。以后出门说话，要从队里的观点出发，保证队的权益。“
　　
　　梁博拿着那张合同在玻璃房里坐了一会儿。他想起签试训合同的时候也是坐在这个位置，笔落在规定那一栏，名字前面两个字是试训。现在前面那两个字变成了“正式车手“。他手上现在有两张能拿出去的东西：一张是城南那家台架公司的工牌，“技术部 梁博“；另一张是车队的工作证。一张证明他是个上班的人，一张证明他是个车手。两张卡都在他钱包里搁着，一张比另一张旧一些。
　　
　　到六月为止，他跑了六场。成绩不算惊人：两个组别第一、两个第二、一次退赛、一次被撞。他没拿过全场冠军，也没上过什么大新闻。半年下来，队里的人对他的看法变了——不再是“杨哥带来的那个人“，而是“那个稳的人“。技师们调车之前会先问他一句“你觉得呢“，罗经理排场次的时候会把他的名字写在第二行。
　　
　　成绩之外，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场雨战。排位赛前半段他跑得保守，第九位发车；正赛第三圈开始下雨，前面有两个人冲出赛道，赛会出了安全车。他在安全车后面那两圈做的事很简单：把胎温、水温、雨刷速度、油门开度全报给工程师，一句一句说清楚。等重新发车，他连着超了三台，最后拿到组别第一。
　　
　　那场之后，林风第一次主动跟他说了一句关于开车的话。
　　
　　“雨里你怎样知道该收。“林风问。
　　
　　“我不知道什么该收。“梁博说，“但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不该给油。“
　　
　　“这不一样吗？“
　　
　　“不一样。“梁博说，“该收是怕，不该给是要算准。“
　　
　　林风站在那儿想了几秒，没再问。他从进队一直到现在还是那副样子——快、狠、不留余地；六场里他拿了两个全场第一，也有一场直接在第七圈把车开进了轮胎墙。队里的人叫他“疯子“，可叫完还是要给他修车。
　　
　　有一回在工位上，梁博看见他把那份自己写的小方块路书从背包里拿出来，压在工具箱最底下。他没有说破，也没有问。
　　
　　四月底有一场在东莞，梁博排位第五，正赛第三。赛后有别的车队的人从他旁边走过去，声音不大，但他听见了：“就是他。“
　　
　　“哪个。“
　　
　　“那个跑地下赛的。“
　　
　　“哦。“那人“哦“完还补了一句，“命好，跟对了人。“
　　
　　梁博站在维修区里，手里拿着头盔，没有回头。他把头盔往腋下一夹，往车那边走。他这两年听过不少这种话，早就不觉得刺耳。可他清楚这些人的意思——他们不是说他不快，是质疑他，翻他以前的黑历史：一个蹲过看守所、判过缓刑的人，跑得好是运气，跑不好就是活该。
　　
　　还有一句比这更难听的，是散场时从另一个人嘴里出来的，那人以为他走远了：“这种人不稳的。他当年就是失控撞的，你敢让他跑关键场次？“
　　
　　梁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来。那句话指的不是东莞那场，指的是 2017 年——东望洋那一下。那件事他自己也没弄明白：到底是自己那颗不肯收油的心，还是别的东西。老杨至今不肯解释。他走出维修区的时候抬手碰了一下后颈，像要把什么东西拍掉——案底、质疑、“会不会又一次失控“，一样都不会写在合同里，可一直是他的过去，他得一直背着。
　　
　　钱的事也变了。转正以后他一个月拿到的比在台架公司多，奖金另算。他把寄回家的数从一千提到了一千五，母亲在电话里推了两次，他说“我这边够用“。他自己还是那个数——房租、吃饭、车费，一个月不超过三千五；剩下的他都存着，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。
　　
　　五月里他动过一个念头：让母亲来广州玩两天。他想过路线，想过住哪儿——公寓太小，可以订个便宜的旅馆；想过带她去看什么，要不要去看他的赛车。
　　
　　可这个念头想到最后一步就停了：母亲要是来，父亲也一定一起过来的；他也一定会被问到那一年。
　　
　　那件事他还没准备好说。所以他把这个念头记在了本子上，写了四个字：“等明年。“
　　
　　玻璃房那台旧空调响得厉害，罗经理把一份活动流程推过来。
　　
　　“活动的事，跟你说两句。“他说，“十八号，天河的酒店，赞助方的场子。你要上台讲两句。“
　　
　　“我上去说什么。“
　　
　　“有人问你，你就答。答不上来的，说'这个我不清楚'。“罗经理顿了一下，“还有一件事——别在台上提你那台电脑。“
　　
　　“为什么。“
　　
　　“队里想把这件事往上立项，走正规流程。“罗经理说，“可上面要合规、要报备、要一份一份地审。现在这东西是挂在半空的：没人说不行，也没人签字。你要是先在赞助方台上讲了，等于让队里去接一个还没有经过审批的东西。“
　　
　　“那要等到什么时候。“
　　
　　“不知道。“罗经理说，“半年也有可能，一年也有可能。“
　　
　　梁博把那份流程拿在手里，点了点头。出门的时候他把那张纸对折了两下，塞进外套口袋——卡住那套东西的地方不在车上，是在这张没人签字的纸上。
　　
　　六月初，他给李烈打过一个电话。他打过去的时候心里其实没想好要说什么，只是想跟那位老人说一声——说他有了合同，说他不再只在一个地方上班，说他现在能自己去外地跑比赛了。
　　
　　李烈在电话那头听完，只说了三句话。第一句是“知道了“。第二句是“别开快车“。第三句他顿了一下才说：“有空过来吃饭。“
　　
　　挂了电话，梁博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。三年前李烈在法院后面那条小街上跟他说过“你先干着“；这句“有空过来吃饭“，他听得出分量——那不是客套，是老人愿意把话说得更长一点。
　　
　　六月中的赞助商活动，是在天河一间酒店办的。车队来了十几个人，都换了衬衫；大厅里挂着品牌方的大幅海报，几台车摆在台上，灯光打得很亮。主持人是个年轻女人，手里拿着提词卡，一个一个介绍车队成员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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