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6章 重释经典义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禁书的硝烟尚未散尽，经卷焚毁的焦糊味仿佛还萦绕在洛阳、长安的街巷上空，另一场在思想领域更为深远、也更为根本的“建设”工程，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。这一次，目标直指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石——儒家经典。
　　
　　“牝鸡司晨，惟家之索。” 这句出自《尚书·牧誓》的古语，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，始终笼罩在武则天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。尽管“洛水瑞石”以“天意”的形式试图冲破这层桎梏，尽管《大唐报》以铺天盖地的正面宣传塑造着“贤德圣母”的形象，尽管禁谶纬的雷霆手段暂时压制了公开的诽谤，但在士林之中，在那些恪守传统礼教的儒家士大夫心底，这句古老的训诫，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，是反对者们最强有力的理论武器。流言可以查禁，谶纬可以焚毁，但圣人经典中的话语，却如巍巍高山，难以撼动。
　　
　　武则天深谙此道。她明白，仅仅依靠“祥瑞”的神权和严厉的镇压，不足以长久稳固她的地位，尤其难以真正赢得天下士人之心，而士人之心，是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关键。她需要一套能够自圆其说，甚至能与传统经典分庭抗礼，至少是能对经典做出符合她需求之新诠释的理论体系。这套体系，必须根植于儒家经典本身，从内部解构“牝鸡司晨”的旧论，构建起“圣母临朝”的新义。
　　
　　麟德三年秋，一场被后世史家称为“经筵重释”的浩大工程，在洛阳宫城内的集贤殿悄然启动。名义上，是皇帝李治“感念圣人之学微言大义，日久或有湮没，恐后世不彰”，特下诏命，召集天下博学鸿儒、经学大家，汇聚东都，重新校勘、注释儒家经典，“以明圣道，以正人心”。但明眼人都清楚，真正主导此事、并赋予其特殊政治使命的，是帘后的天后武则天。
　　
　　主持其事的，是时任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许敬宗。这位以文才和谄媚著称的老臣，深谙天后心意，是执行此项“文化工程”的最佳人选。协助他的，还有一批被武则天提拔、倚重的“北门学士”，如元万顷、刘祎之、范履冰、周思茂等人。他们多出身寒微或中下层官僚家庭，以文采见长，锐意进取，对传统士族把持的经学解释权早有不满，也更容易接受和阐发新的、有利于天后执政的理论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仅仅依靠许敬宗和北门学士是不够的。为了增加这项工程的“权威性”和“广泛性”，减少来自传统经学世家的阻力，武则天还下诏，征召了一批在士林中素有清望、学问扎实，但相对不那么顽固保守的大儒入京，参与校勘注释。如以精研《春秋》著称的谷那律，擅长《礼记》的贾公彦，博通五经的孔颖达后人（虽孔颖达已去世，但其学派影响仍在）等。甚至，对那位曾以“牝鸡司晨”为由上书反对她封禅亚献的老臣郝处俊，也给予了表面上的礼遇，未加罪责，只是“体谅”其年高，未强征其入京，但此举本身，就是一种姿态。
　　
　　集贤殿内，典籍如山，墨香四溢。来自各地的鸿儒、学士、校书郎济济一堂，每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经典之中，考据、辩难、商榷、撰述。表面上，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学术盛事，是对先贤经典的“正本清源”。但暗地里，一股无形的导向力量，在许敬宗和北门学士们的巧妙运作下，弥漫在殿宇之间。
　　
　　“诸位，陛下有旨，此番重注经典，贵在‘通达时变，明体达用’。” 许敬宗在首次集议时，便定下了基调，“圣人之言，微言大义，然时移世易，若拘泥章句，不解其精神实质，则无异于刻舟求剑，反失圣人本意。如今天下升平，陛下圣明，天后贤德，共理阴阳，此乃千古未有之盛事。吾辈学人，当领会圣人之‘仁政’、‘民本’之要义，为当世治国理政，提供镜鉴。”
　　
　　话说得冠冕堂皇，但在具体的研究和注释方向引导上，意图逐渐清晰。重点被放在了那些涉及“夫妇之道”、“阴阳和合”、“母仪天下”、“贤内助”等主题的经典篇章上。
　　
　　对《诗经》，他们着力挖掘和颂扬那些赞美“后妃之德”、“贤明内助”的诗篇，如《关雎》被解释为歌颂“后妃之德，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”，强调后妃“辅佐君子”的重要性；《葛覃》被引申为后妃“躬俭节用，服澣濯之衣”，以示勤俭德政；甚至《卷耳》也被解释为后妃“志在辅佐君子，求贤审官”，而非简单的思夫之作。而对那些可能被解读为“女祸”的诗篇，如涉及褒姒、妲己的，则淡化处理，或解释为“君王失德，非女子之罪”，重点批判昏君，为“红颜祸水”论脱敏。
　　
　　对《尚书》，除了继续弱化“牝鸡司晨”的负面解读（将其解释为特指商纣王时妇人干政乱国，而非普遍规律），更重点阐发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中关于尧舜禅让、选贤与能的思想，暗喻“唯德唯才”是执政的关键，而非性别。同时，大书特书《尚书》中关于“敬天保民”、“明德慎罚”的治国理念，将其与当下“二圣”的“仁政”联系起来。
　　
　　对《礼记》，尤其是《内则》、《昏义》等篇，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诠释。传统解释强调“男尊女卑”、“妇人从人”，而许敬宗等人则引导学者们着重阐发其中关于“妇德”、“妇言”、“妇容”、“妇功”的积极内涵，并将其与“齐家治国”联系起来，强调“家齐而后国治”，一位具有卓越德行和智慧的“国母”或“贤内助”，对于“齐家”乃至“治国”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。他们甚至从古籍中搜罗、或“重新发现”了一些关于古代贤明后妃（如周之三太：太姜、太任、太姒）辅佐夫君、教化子孙、安定邦国的记载，将其系统整理、放大，作为“圣母临朝”的历史先例和理论依据。
　　
　　对《周易》，则巧妙运用其阴阳变化、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。一方面，承认“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”，“天尊地卑”的秩序；另一方面，则大力阐发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、“乾坤并建”、“阴阳和合而万物生”的道理，强调阴阳并非绝对对立，而是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在特定时期，比如“阳”弱（指皇帝多病）或天下需要“柔顺”之德来调和时，“阴”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，这便为女性在特殊时期的执政，找到了哲学上的合理性。
　　
　　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。尽管有许敬宗的导向和北门学士们的推动，但参与其中的许多传统学者，内心深处对如此“为我所用”地诠释经典，尤其是明显为女性执政张目的诠释，感到抵触和不安。辩论时有发生。
　　
　　一次，在讨论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中“妇人无爵，从夫之爵”的经义时，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儒生，姓郑，是研究《三礼》的世家，耿直地提出：“此经义昭然，妇人本无独立爵位，其荣辱系于夫、子。今若强行曲解，恐非治学之道，亦难服天下士人之心。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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