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6章 重释经典义 (第2/2页)
元万顷立刻反驳：“郑公所言差矣。圣人之言，需观其大义。‘妇人无爵’，乃言其礼制名分，然妇人有无德行才具？有无辅佐之功？古之太姜、太任、太姒，虽无天子、诸侯之爵，然其贤德教化，泽被周室八百年，其功岂在爵位之下？今皇后天后，佐陛下理万机，夙夜匪懈，德被苍生，此乃大德大能，岂可拘泥于‘无爵’之文，而掩其经天纬地之功？吾辈注经，当通其变，使圣人之学，能应时务，能彰懿德，方不负圣人之心，亦不负陛下、天后重托！”
郑老儒生面红耳赤，还想争辩，旁边几位与他相熟的学者暗暗拉他衣袖。他们看到，端坐于上、监督经筵的许敬宗，脸色已然沉了下来。最终，在“领会圣意”、“通达时变”的大帽子下，郑老儒生的意见被搁置，注释的方向，依然朝着论证“妇人贤德可配天地，功绩不囿于名爵”的方向进行。
类似的“学术争论”时有发生，但结果大多类似。在政治权威和主流导向的双重压力下，在“北门学士”们引经据典、纵横捭阖的辩才面前，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学者，或沉默，或妥协，或选择性地保留意见，只在自己的专门领域内做考据功夫，对涉及敏感政治诠释的部分，避而不谈。也有少数硬骨头的学者，以“年老体衰”、“学问不精”为由，请求退出，朝廷也大多“恩准”，并未强留，但这些人自此在学术界便逐渐边缘化了。
李瑾作为宰相，也时常被邀请参与经筵的“评议”。他的态度颇为微妙。一方面，他理解并支持武则天为巩固权力而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的努力，清除那些攻击性的谶纬和流言，构建有利于她执政的理论基础，从现实政治角度看是必要的。他也同意，对经典的解释不应僵化，应当结合时代需要有所发展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内心深处对许敬宗等人如此露骨、甚至不惜曲解经义来迎合政治需求的做法，抱有保留态度。他认为，这或许能解一时之急，但长远来看，损害了学术的独立性和经典的神圣性，可能开启一个“以经注我”而非“我注经”的恶劣先例。
在一次经筵评议中，当讨论到如何诠释《孟子》中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时，有北门学士试图引申为“君主当以民为本，天后勤政爱民，正合孟子之道”，李瑾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看法。
“孟夫子此言，重在民本，乃治国之要义，自当弘扬。” 李瑾缓缓道，“然则，经义阐发，当立足于文本，顾及整体。若过度引申，恐失本意，反为后世诟病。愚以为，此番重注经典，除‘通达时变’外，‘严谨求实’亦不可偏废。所发之新义，当有扎实的文献依据和合乎逻辑的推演，方能经得起推敲，传之后世。否则，若注释过于牵强，恐难服真正潜心学问之士，反损天后求贤若渴、尊崇圣学之美意。”
他这番话，既没有反对为武则天执政寻找理论依据的大方向，又强调了学术的严谨性，暗示不应为了政治目的而强行扭曲经典原意。许敬宗等人听了，虽然心中不以为然，但李瑾位高权重，且话说得在理，也不好直接反驳，只得打着哈哈，说“梁国公所言甚是，自当严谨”。
李瑾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在“重释经典”的大框架下，悄悄注入了一些自己的理念。他建议在注释中，除了关注君臣、夫妇之义，也应加强对“经世致用”、“富国强兵”、“重视农商”、“选贤任能”等务实思想的挖掘和阐发。他特别提出，对《周礼》中涉及官职、赋税、军制、工程等具体制度的部分，应详细考据注释，以为当代制度革新提供参考。这些建议，符合他一直以来“务实”的执政理念，也多少冲淡了一些纯粹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色彩，得到了部分务实派学者的赞同。
武则天对经筵的进展保持着密切的关注。每隔几日，许敬宗便会将最新的注疏文稿和讨论摘要，整理成册，送入宫中。武则天往往在深夜批阅完奏章后，仔细翻阅这些文稿。看到那些巧妙地为她执政提供依据的新解，她会微微颔首；看到其中引用的古代贤后事迹，她会若有所思；看到李瑾关于“严谨求实”、“经世致用”的建议，她则会沉吟片刻。
她欣赏李瑾的稳妥和务实，也明白过于露骨的曲解可能带来的反效果。但眼下，她最需要的，是尽快建立起一套能够抗衡“牝鸡司晨”论调的理论武器。因此，在大多数时候，她默许甚至鼓励了许敬宗等人相对“激进”的诠释方向。只是在一些特别敏感、可能引发巨大争议的地方，她会亲自批示，要求“措辞需更稳妥”，“引证需更详实”，或“暂且搁置，容后再议”。
集贤殿内的灯火，常常亮至深夜。校勘、辩难、撰写、修改……一部部被赋予了新含义的儒家经典注疏，正在这里逐渐成形。它们将被呈送御览，然后刊印天下，成为官定的教科书，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，通过各级官学，灌输给未来的士人。
这场“重释经典义”的运动，其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。一方面，它确实在儒家经典体系中，为女性参与最高政治权力打开了一条理论缝隙，提供了一套至少能自圆其说的说辞，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礼教对武则天执政的舆论阻力，为她的权力披上了一层“合乎圣道”的外衣。另一方面，它也开创了政治权力直接干预、甚至重塑经典解释的恶例，使得学术日益沦为政治的附庸，经学的严肃性和独立性受到侵蚀。那些被压制、被边缘化的传统学者，心中的不满在积蓄，等待着宣泄的时机。
李瑾走出集贤殿时，秋日的夕阳将宫殿的琉璃瓦染成一片金红。殿内，那些白发苍苍或正当壮年的学者们，仍在为了一句经文、一个释义而争论不休。他知道，这场由政治需求驱动的“学术”工程，注定会留下争议。但他也清楚，在当前的权力格局下，这是武则天必然的选择，也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步骤。
他能做的，只是在这股洪流中，尽力保持一丝清醒，埋下一些务实的种子，并警惕着，不要让这场“重释”彻底滑向为权力肆意涂抹的深渊。至于这些新注释的经典，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天下士人，又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评价，只有留待时间去检验了。
然而，武则天并未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上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她投向另一股强大思想力量的目光，也变得更加热切和意味深长——那便是自西方传来，在中土已扎根数百年的佛教。与需要小心“修正”的儒家经典相比，佛教经典中，似乎有着更为直接、也更为她所喜闻乐见的，关于女性最高统治者合法性的理论资源。一场新的思想博弈，即将在另一个场域展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