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四章：重逢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“你好，我是黑龙江援鄂医疗队的，今天刚报到。”王淑芬说。
　　
　　吴芳抬起头，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了她一眼。那双眼睛不大，单眼皮，眼角有一点往上挑。眼睛里全是血丝——不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，是长期的、累积的、像墙角的裂纹一样的血丝。
　　
　　“王院长？”吴芳的声音沙哑，像是很久没喝水了。
　　
　　“是我。”
　　
　　“终于把您盼来了。”吴芳站起来，动作很快，像是怕她跑了一样。“我们这边——您也看到了——条件有限。感控这块，我们一直在凑合，真的是凑合。清洁区、半污染区、污染区的划分，您能不能帮我们看看？我们自己也画了几张图，但总觉得不对……”
　　
　　她说话的速度很快，像是这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泄的出口。她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翻出几张A4纸，纸上画着平面图，铅笔画的，涂涂改改，有些地方用橡皮擦过，留下灰色的痕迹。
　　
　　王淑芬接过那几张纸，低头看了一会儿。图纸粗糙得令人心酸，但每一笔都写着“尽力了”。
　　
　　“带我走一圈。”她说。
　　
　　“现在？”
　　
　　“现在。”
　　
　　那一圈走了将近两个小时。
　　
　　王淑芬穿着防护服，从头裹到脚。吴芳在前面带路，她跟在后面，一步一步地走。从一楼走到六楼，从清洁区走到污染区，从病房走到更衣室，从更衣室走到医疗废物暂存处。她走得很慢。不是因为年纪，是因为她在看。她在看每一扇门的位置、每一条走廊的走向、每一个区域的边界。
　　
　　清洁区和半污染区之间的门，是普通的木门，不是常闭门。医护人员进出的时候，门一开，两边的空气就会对流。这意味着清洁区不一定清洁。
　　
　　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之间的通道，只有一道塑料布隔开。塑料布是透明的，用胶带粘在天花板和地面上。胶带的边缘已经翘起来了，塑料布的下摆被风吹得一掀一掀的，像一面没有挂好的窗帘。
　　
　　医护人员的行走路线，和患者的转运路线，有一段是重叠的。这意味着穿着防护服出污染区的医护人员，可能会和刚转进来的患者走同一条通道。
　　
　　她停下来，站在那道塑料布前面，看了很久。
　　
　　“这里不行。”她说。
　　
　　吴芳站在她旁边，等着她往下说。
　　
　　“这道塑料布，只能挡灰尘，挡不住气溶胶。”王淑芬的声音从防护服里传出来，闷闷的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。“污染区和半污染区之间，必须有实体隔断。门必须是常闭门，最好有互锁装置——一道门开着的时候，另一道门打不开。”
　　
　　“可是我们没有——”吴芳刚开口。
　　
　　“我知道你们没有。”王淑芬打断她。“我们也没有。但我们可以想办法。没有常闭门，就在门上加弹簧。没有互锁装置，就安排专人看守，进出必须登记。没有实体隔断——”她停了一下，目光从塑料布移到旁边的墙上，眼神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光，“用柜子。把更衣柜搬过来，排成一排，挡住。”
　　
　　我们不能只当勇士，还要当谋士。她的脑子里飞速转动着，以坚守破万难，以专业赴荣光。
　　
　　那天晚上，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四楼，十几个更衣柜被搬到了污染区和半污染区的交界处。柜子是铁皮的，白色的油漆掉了好几块，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。每一个柜子都有一个人那么高，两个人才能抬动。抬柜子的人穿着防护服，戴着两层手套，手指笨拙得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在摸东西。柜子落地的时候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。
　　
　　王淑芬站在旁边，看着他们把柜子一个一个排好。她的手里拿着一张纸，纸上画着她下午重新设计的感控流程图。铅笔画的，线条很粗，有些地方涂改过，留下灰色的橡皮擦痕迹。图纸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，是她写给自己看的——“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感染。一个都不能。”
　　
　　柜子排好了。她走过去，用手推了推最边上的那个。柜子晃了一下，发出嘎吱一声。
　　
　　“固定。”她说。“用螺丝。打在地上。”
　　
　　“没有电钻——”
　　
　　“找。全院找。一定能找到。”
　　
　　他们找到了。是电工老周找到的。老周六十多岁，本应该退休了，疫情期间人手不够，他留下来帮忙。他在配电间的角落里翻出了一把旧电钻，钻头生了一层薄薄的锈。他用砂纸把锈磨掉，插上电，试了一下。电钻转起来了，嗡嗡的，像一只醒过来的蜜蜂。
　　
　　柜子被固定在地面上。一排十几个，整整齐齐，像一道墙。
　　
　　王淑芬站在那道墙前面，看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转过身，往清洁区走去。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　　
　　那些柜子在走廊的灯光下，泛着冷白色的光。
　　
　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：这只是开始。
　　
　　回到驻地已经凌晨一点多了。
　　
　　王淑芬推开房间的门，没有开灯，直接倒在床上。床垫很软，软得像是整个人都要陷进去。她的腰在疼，腿在肿，脚底磨出了两个水泡，一个在左脚后跟，一个在右脚前掌。水泡还没破，鼓鼓的，一碰就疼。她不想动。连翻身都不想翻。她闭着眼睛躺了五分钟。然后爬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药盒，打开，把里面的药一粒一粒拿出来——降压药，一粒。速效救心丸，四粒，舌下含服。内分泌药，一粒。她把药放在手心里，看了一眼。大大小小的，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粉红色的，像一把彩色的米粒。
　　
　　她仰头，把药倒进嘴里，喝了一口水，咽下去。水是凉的，药片划过喉咙的时候，有一颗卡了一下，她咳了两声，眼泪都咳出来了。
　　
　　手机震了。
　　
　　她拿起来。是李明远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。
　　
　　她接了。
　　
　　屏幕里出现他的脸。他靠在床头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脸上那道N95的压痕更深了，从鼻梁一直延伸到耳朵，红得发紫。他的嘴唇干裂得更厉害了，裂口上结着新的血痂。但他还在笑。那种笑，嘴角往上弯，眼睛也弯。
　　
　　“还没睡？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像是用砂纸磨过。
　　
　　“刚回来。”
　　
　　“怎么样？”
　　
　　她想了想。想了很多东西。想起那道用胶带粘在天花板上的塑料布，想起那排被搬过来的更衣柜，想起电工老周找到电钻时那个笑容——他的门牙缺了一颗，笑起来露出一个黑洞。想起吴芳在柜子固定好之后站在她旁边，护目镜后面的眼镜湿了，但没有眼泪掉下来。
　　
　　“今天做了一件事。”她说。
　　
　　“什么事？”
　　
　　“用更衣柜做了一道隔断墙。”
　　
　　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笑得很轻，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像是风穿过一道窄缝。“你走到哪儿都是院长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意思？”
　　
　　“走到哪儿都想把什么都管起来。”
　　
　　她也笑了。笑完之后，安静下来。两个人隔着屏幕看着对方，没有说话。
　　
　　窗外的武汉，夜很深。从她的窗户望出去，能看到长江大桥的轮廓。桥上的路灯亮着，排成两列，从这头延伸到那头，像一条发光的带子。带子横跨在江面上，把长江的两岸缝合起来。
　　
　　“老李。”
　　
　　“嗯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今天在病房里看到一个小女孩。三岁。一家人都感染了，她妈妈在楼上ICU，爸爸在方舱，她和奶奶在这儿。她问我，‘医生奶奶，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’”
　　
　　他沉默了。
　　
　　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”她的声音有一点发抖。“我说，‘快了。’”
　　
　　“你做得对。”他说。
　　
　　“我骗了她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给了她一个理由等下去。”
　　
　　她不说话了。手机屏幕上的他，安静地看着她。隔着四百公里的距离——不对，现在只有四十公里了——隔着四十公里的距离，隔着光纤和无数个信号塔，他的目光像一只手，从手机屏幕里伸出来，轻轻摸了摸她的脸。
　　
　　“淑芬。”
　　
　　“嗯。”
　　
　　“睡觉吧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呢？”
　　
　　“我也睡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每次都这么说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次是真的。”
　　
　　“晚安。”她说。
　　
　　“晚安。”
　　
　　她翻了个身，把被子拉到下巴。被子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，刺鼻的，凉凉的。
　　
　　她睡着了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早上六点，她的手机响了。不是闹钟，是电话。她接起来，是吴芳的声音，又急又快，像是被人追着跑。
　　
　　“王院长，今天又转来一批患者，里面有三个孩子——最小的才一岁多——我们儿科人手不够，您能不能——”
　　
　　“我马上到。”
　　
　　她挂了电话，从床上坐起来。腰在疼，腿在肿，脚底的水泡还在。她从床头柜上拿起药盒，倒出今天的药，干咽了下去。药片划过喉咙，有一点点苦。她穿上那件红色的羽绒服，走出房间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消毒水的味道。
　　
　　她走出酒店大门。外面的天还没全亮，是那种深蓝色的、介于黑夜和白天之间的颜色。雨停了。地上的积水反射着路灯的光，亮晶晶的。
　　
　　她抬起头，看了一眼远处的长江大桥。桥上的灯还亮着。然后她低下头，朝着医院的方向走去。
　　
　　她的红色羽绒服在灰蓝色的晨光里，很显眼。像一团火。像一座灯塔。像一个在冬天的尽头等着春天到来的人。
　　
　　同一天，李明远在ICU里完成了他当天的第二台气管插管。患者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性，退休公交司机，CT显示双肺弥漫性病变，血氧掉到百分之八十六。他插了两次。第一次没看到声门，护目镜上的雾气太重。他退出来，用纱布卷塞进护目镜的下沿，吸掉一部分水汽，然后再次把喉镜伸进去。这一次，他看到了。声门，白色的，小小的，在视野深处像一道白色的缝隙。
　　
　　导管精准送入气道。呼吸机开始工作。监护仪上的血氧数字开始跳动——百分之八十九，百分之九十一，百分之九十三。
　　
　　他退后一步，靠在墙上。护目镜里全是雾。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心跳，一下，又一下。不惧病毒肆虐，不畏前路艰险。只要这颗装着支架的心脏还在跳，他的手就不能抖。
　　
　　手机震了。
　　
　　他摘下一层手套，用手指划开屏幕。是王淑芬发来的消息，只有一行字：“今天收了三个孩子。最小的才一岁多。”
　　
　　他打字：“你那边怎么样？”
　　
　　“撑得住。”
　　
　　他盯着那两个字，盯了很久。撑得住。不是“没问题”，不是“挺好的”，不是“别担心”。是“撑得住”。三十一年了，她从不跟他说“我撑不住了”。再难的时候都不说。化疗期间头发掉光了，她摸着光秃秃的头皮，笑着跟他说“省洗发水了”。肾小球肾炎发作的时候腰疼得直不起来，她扶着墙去上班，跟他说“活动活动就好了”。
　　
　　他们之间，早就不是简单的爱人。是以生命赴使命的同志，是并肩作战、生死与共的战友。
　　
　　他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　　
　　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，走向下一张病床。
　　
　　那天晚上，李明远回到驻地的时候，发现王淑芬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，睡着了。
　　
　　她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，没有脱。沙发是深棕色的，皮面的，有好几处裂纹，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。她靠在沙发扶手上，头歪着，嘴巴微微张着，呼吸均匀。她的手里还攥着手机，屏幕亮着，上面是和他的聊天界面。最后一条消息是她发的——“我等你。”
　　
　　三个字。没有发出去。光标停在输入框里，一闪一闪的。
　　
　　她打着字睡着了。
　　
　　他蹲下来，看着她。她的脸在睡眠中松弛下来，皱纹全都展开了，看起来年轻了一些。她的睫毛很长，在眼睑上投下两道淡淡的影子。她的嘴唇干裂了，起了皮，有一小块皮翘起来，快要掉了。她的手攥着手机，手指微微蜷着，像攥着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。
　　
　　然后他坐在她旁边，也靠着沙发，闭上了眼睛。
　　
　　两个人都太累了。
　　
　　但他没有睡着。他闭着眼睛，听着她的呼吸声。一下，一下，很轻，很均匀。她的呼吸声他听了三十一遍。年轻的时候她呼吸很重，像一头小牛。生了儿子之后她打鼾，鼾声不大，像一只猫在呼噜。化疗那段时间她呼吸很浅，浅到他有时候要把手放在她鼻子下面才能确认她还在呼吸。现在她的呼吸不快不慢，不深不浅，像一条平稳的河流。
　　
　　他睁开眼，转头看着她。
　　
　　她的头发长出来了。化疗结束后，他第一次看到她长出头发的时候，哭了。不是在她面前哭的，是一个人在阳台上，抽着烟，眼泪就那么掉下来了。他以为她会死。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这句话，但他确是这么以为过。乳腺癌，浸润性导管癌，HER2阳性。他看到病理报告的那天，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，什么都没做，就那么坐着。后来他去阳台抽了一包烟，抽到嘴里全是苦味。
　　
　　她没有死。她扛过来了。手术、化疗、靶向治疗，一步一步，咬着牙扛过来了。她的头发掉光了又长出来，她的体重掉了二十斤又长回来十斤，她的白细胞降到零点几又升回来。她扛过来了。
　　
　　现在她坐在武汉一家快捷酒店大堂的沙发上，穿着他四年前给她买的红色羽绒服，手里攥着手机，手机里有一条没发出去的消息——“我等你。”
　　
　　舍小家为大家，以青丝赴险境。她把这辈子的温柔都给了患儿，把所有的勇敢都留在了战场。
　　
　　他看着她，眼眶发热。
　　
　　他低下头，把大衣又往她身上掖了掖。然后靠回沙发，闭上了眼睛。
　　
　　手机震了一下。
　　
　　他睁开眼，拿起来一看，是医院打来的。
　　
　　“李主任，ICU新转来一个危重患者，七十二岁，血氧掉到百分之八十，需要紧急插管。您能来吗？”
　　
　　他看了一眼身边还在睡的王淑芬。她的呼吸还是那么均匀，嘴巴微微张着，睫毛一动不动。他伸手，把大衣的领子又往上拉了拉，盖住她的肩膀。然后站起来，穿上外套，走出了酒店大门。
　　
　　他没有叫醒她。
　　
　　外面在下雨。细细密密的，和昨天一样。他没有打伞。黑色的羽绒服被雨淋湿了，颜色变得更深，贴在身上，有一点重。
　　
　　他走进雨里。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酒店大堂的方向。隔着玻璃门，他看到她还在睡。红色的羽绒服在昏暗的大堂里，很显眼。像一团火。
　　
　　他转过身，继续往前走。
　　
　　手机又震了。不是医院。是王淑芬发来的消息——她在半梦半醒中按下了发送键，把那条没写完的消息发了出去。
　　
　　“我等你。”
　　
　　他低头看着那三个字，脚步停了一瞬。雨落在手机屏幕上，把那三个字模糊了一下。他用拇指擦掉雨水，然后把手机贴在心口——贴着那个装过支架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执子之手，共抗疫情。他们用并肩作战的身影，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里，写下了最沉默也最滚烫的注脚。
　　
　　然后他加快脚步，朝着医院的方向走去。
　　
　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夜里。大堂的沙发上，王淑芬翻了个身，大衣从她肩膀上滑落了一角。她的手指动了动，像是在梦里抓住了什么。
　　
　　窗外的樱花，在雨中轻轻摇晃。
　　
　　有一片花瓣落下来，贴在了玻璃门上，粉白色的，像一小片从天上掉下来的云。而她的手机屏幕上，那条消息的旁边，悄悄亮起了一个小小的“已读”标记——他没有回。因为他知道，这句话不是用来回的。是用来兑现的。
　　
　　以生命为炬，以爱为光，他们并肩逆行的身影，早已镌刻成这个时代最动人的丰碑。而在那ICU的深处，一场新的生死营救，正等待着那个背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