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二十八章　黎真冻结我的总账权限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它的主要股东退出，扩建停工，入住仍有，却有一批客户应收未回。若平台全断，旅店可能关部分楼层，青川也拿不到旧款。我们没有因同情无限供。南岸先付保证金，旧欠按周分，新增只供客房基本品类，酒水与装饰暂停；每周若未按约，下一周额度自动降。旅店开放与青川订单相关的入住与回款汇总，不给全部客人名单。
　　
　　赵坤问为什么对东海硬、对南岸软。
　　
　　“东海能付不付，南岸想付暂时不能。”黎真说，“同样晚，不是同样信用。”
　　
　　“外面会说我们看人下菜。”
　　
　　“把标准写给两家看。”
　　
　　两家公司都收到同一框架：支付能力、合作意愿、保证与风险。结论不同有事实。公平不是每个晚款客户都断三天，而是差异能被问。
　　
　　南岸半年后付清大部分，仍退出两种高价品类。平台少了营业额，没有坏账。东海缩账后反而减少无意义争议，因为拖全款的收益没了。两种客户都留，没有靠我一顿饭。
　　
　　白鹭的一百一十九万元也有代价。
　　
　　顾北山同意公司借四十万后，白鹭把两间客房小修延一个月，并取消一项非必要招牌翻新。员工工资与安全维修未受影响，不能说借款对它毫无成本。平台按合同付息，利息进白鹭公司，不进顾北山个人，也不因我七成便先分。
　　
　　我的个人三十万元从存款转，银行问用途、借款合同与受益所有人，手续比拿现金塞保险柜慢。作为中国股东在当地公司的资金往来，律师和会计按当时登记与外汇、投资安排核，不在回忆录里假装我按一张人民币支票便完成。文中用等值方便叙述，真实账户各有币种、汇率和申报。
　　
　　这也是我后来对“老板有两千万，为何缺一百四十万”的回答。权益不是随时可搬的现金，跨主体、跨股东、跨币种与用途都有门。若每次缺口都靠我个人直接填，公司会越来越相信那扇门可以省。
　　
　　八月现金低点那天，平台账户仍有一百多万元，却大部分属于工资、税、客户保证和已批货款。可自由动的只有几十万。外面看青川做几千万元生意，内部一张十三周表却能让三十万元决定是否停一种酒。规模越大，现金不一定越厚，往往只是更多人的钱同时经过你手，却没有一笔因此变成你的。
　　
　　一百四十万元缺口最终没有完整出现。客户回款比最坏情形早一周，八月现金低点仍保住工资和税。我的个人借款在五个月后归还，白鹭四十万按六个月结清成本，没有因为都是我的关系便免。
　　
　　总账权限冻结持续三天。
　　
　　第三天，外部审计确认争议处理与关联借款决议完整，郭玉兰和黎真共同解除。权限日志保留冻结原因、时间和我当时的八十万指令，没有把它改成“董事长主动撤回”。
　　
　　我问黎真，若白鹭不同意、客户也不回，她是不是仍不让我动工资保护。
　　
　　“先降采购、停低毛利单、卖可退库存、谈供应、用董事会批准的短借。”她说，“到真正工资和企业生存只能选一个时，再把选择摆在员工代表和董事会面前，不由你我在今天提前替他们选。”
　　
　　“公司倒了，保护账户有意义？”
　　
　　“没有。所以保护不是永远不能用，是不能把所有未来困难都叫今天的生死。”
　　
　　这句话与顾北山当年说别拿明天可能的饿逼昨天的人卖，很像。那时我嫌老人不懂现金，如今黎真拿十三周表把同一句话写得更专业，我仍不喜欢。
　　
　　不喜欢不等于她错。
　　
　　黎真冻结我的不是总账，是我把名字当成最后付款权限的习惯。公司仍在发工资、买关键货、接客、催款；只有那一笔我认为必须立刻做的八十万停了。若一家平台在董事长只读三天时便瘫痪，三年后任何人拿到我的密码都可以让它改向。
　　
　　那三天，我才知道总账权限不只是一个按钮。
　　
　　第一天上午，我仍收到经营日报，却看不到客户明细与付款发起。过去我醒来先看前一夜到账，再给黎真或谭文礼电话；现在摘要只写余额区间、逾期分组和已触发事项。信息够我判断公司是否活着，不够我挑某一笔让财务先付。
　　
　　我在白鹭走了三次。E72上有十几通未接，供应商问是不是青川没钱，经理问川老板何时恢复。若我亲自逐个答，冻结会在电话里被我绕开；不答，流言又会替我说。
　　
　　周萍发一份内部通知：董事长一项预算外付款指令进入临时复核，日常经营与已批付款不受影响；供应商按合同联系财务，不以私人电话改变顺序。没有写我被夺权，也没有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
　　
　　一名老酒水商仍把发票送到白鹭。他与我做了十年，说只要我在背面写“请照顾”，他可以晚收钱，却要确认自己的货不会被新供应商顶掉。
　　
　　“我现在不能替平台排。”我说。
　　
　　“我不是要钱，只要一句话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一句话会让你下周拿去问财务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以前你写过。”
　　
　　“所以这次不写。”
　　
　　他把发票收回，脸色比那名八百万担保的老板还难看。两天后，采购按合同付了已验收部分，退掉一批不符规格的酒。他没有因我不写便全输，也没有因十年关系全收。后来他告诉我，那一刻才确认冻结是真的，不是我和黎真演给董事会看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，赵坤约我去海皇宫吃午饭。他把自己的手机放桌上，问要不要由他以股东身份给供应商担保。方案合法，却会把原本对我个人指令的冻结，变成另一名大股东出面。
　　
　　“你若真认为要付，可以按无关联董事程序提。”我说。
　　
　　“提了要一天。”
　　
　　“货还能撑两天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现在倒不急了？”
　　
　　“急。可不能因我的门关了，便走你的门。”
　　
　　赵坤笑了一声：“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拿过半。”
　　
　　他没有替我发起。午饭后，他自己给两家仓储客户催回款，把其中一笔按到期付给赵坤公司，再由赵坤公司正常结平台应付。每一步有原合同，没有临时借名。资金流动了，却不是因为两名老板在包间交换一张空白支票。
　　
　　第三天晚上，黎真把替代方案给董事会：八十万元拆成三段，已验收关键货先付三十二万；供应商以延期换一部分价格保护二十八万；余下二十万待南线客户回款或董事会批准关联短借。平台没有断货，供应商也没有拿全。
　　
　　我最初想一次付八十万，是怕分拆后对方不肯。采购经理真正去谈，对方肯，因为停供也会让他失去九家长期客户。董事长以为只有自己能保关系，有时只是从未让别人把条件说完。
　　
　　权限恢复前，黎真让我看三天内所有付款。工资、税、冷藏电费、已批保险与小供应商正常走，没有人趁机把自己喜欢的单藏进去。冻结不是财务接管公司，也不是把我换成她；它只把一类越界指令隔离，时间到便复核。
　　
　　“如果我那八十万最后证明是最便宜的呢？”我问。
　　
　　“报告写机会成本。”她说，“制度允许你当时有商业判断，不允许商业判断自动拥有别人的账户。”
　　
　　这句话没有让我服气，却让我无法用结果倒推权限。若三个月后价格暴涨，我也不能说当初越权便是英雄；若价格下跌，黎真也不能说她永远比我懂采购。规则只回答在信息不全时谁能动哪一只钱，不替每次生意保证最好结局。
　　
　　事情过去后，我没有撤掉冻结条款。
　　
　　赵坤提议增加紧急复核时间：财务冻结董事指令后，两小时内必须通知至少三名无关联董事，二十四小时内给替代方案；不能只说不。董事也不得以更换财务人员规避当次冻结。董事会通过。
　　
　　黎真问我是否还生气。
　　
　　“生。”我说。
　　
　　“那为什么投赞成？”
　　
　　“因为下次我也可能觉得自己更急。”
　　
　　她把权限恢复确认推给我签。我在“已知冻结原因”一栏签名，没有写认错保证。制度不要求老板心服口服，只要求他不能趁不服时把门拆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