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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
从阿尼翁的木屋出来,我花了一天一夜才走到公路边上。
云南的山不给人留情面。望山跑死马,这话一点不假。老林子里没有路,全凭手里一把***硬劈。藤蔓比拇指还粗,缠在树与树之间,像层层叠叠的蛛网。地上的腐叶积了厚厚一层,踩上去软绵绵的,每一脚都往下陷半寸,发出“噗嗤噗嗤”的声响。我走了不到两个钟头,两条腿就像灌了铅,肋骨的旧伤又开始隐隐作痛,每一次深呼吸都像有把小刀在胸腔里刮。
那枚智齿挂在脖子上,隔着油纸和衣料,一下一下地抵着胸口。走山路的时候,身体晃动,它也跟着晃,像一颗冰冷的钟摆,在皮肤上荡来荡去。我不敢让它贴着肉,阿尼翁的话还留在耳朵里——“那东西会吃人的温度。”可即便隔了两层,它那种异样的凉意还是透得进来,像有一小块冰埋在我胸骨正下方,怎么都暖不热。
走了一上午,林子里起了雾。
那雾来得很怪。先是从谷底漫上来的,一条一条的,像是有人在山沟里烧湿柴,烟贴着地面爬。后来就铺天盖地了,白茫茫一片,十步之外的树都看不清轮廓。空气湿度大得惊人,衣服潮乎乎地贴在身上,脸上的汗珠跟雾水混在一起,分不清哪是哪。
我停下来喝水。水壶是阿尼翁给我灌的,还加了点草药,喝起来微苦,但解渴。我靠着一棵粗壮的马尾松坐下,全身的骨头都在叫嚣。我抬手看了看表——指针停在八点十二分,不走了。我试了试上发条,拧不动,里面的齿轮像是被什么东西卡死了。
从下到墓里开始,手表就没正常过。不是停了,就是倒着走,还有一次我半夜醒来,看到时针和分针在表盘上拼命打转,像疯了似的。那时候我以为只是受潮了,现在想想,那墓里的东西怕是在影响一切能衡量时间的东西。它不让人知道时间流逝,因为时间在那座墓里本身就不作数。
雾越来越大,空气里开始混杂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。像是某种花开了,又像是埋在地下的什么东西正在腐烂发酵。我提起神,重新拎起***,认准了太阳的方向继续走。可雾把太阳也吞了,天光变成了一大团混沌的灰白,根本辨不出东西南北。
我咬着牙,凭感觉朝东偏南的方向硬闯。老痞教过我,在这种原始林子里迷了路,最忌讳的就是乱走。人在雾里会兜圈子,你以为自己在走直线,其实脚底下的地势和植被会把你带偏。可我现在没有停下来的条件,天快黑了,如果天黑之前走不出去,就得在这鬼林子里再过一夜。
过夜我不怕,我怕的是夜里它会来。那东西从墓里跟出来之后,我总觉得它就在不远处,在某一棵树的背面、某一片雾气的深处,用那双看不见的眼睛盯着我。昨晚在阿尼翁屋子里,我几乎没睡,每次闭眼都会听到“沙沙”的声音,像有东西在绕着屋子转,想找地方进来。阿尼翁在天快亮的时候出门看了一眼,回来什么都没说,只是脸色不太好看。
太阳西斜的时候,雾终于散了。我站在一处山脊上,看到远处山脚下有一条银灰色的带子,那是公路。那一瞬间,我差点没跪下去。双腿止不住地打颤,一半是累的,一半是某种劫后余生的感激。我咬着牙往山下走,脚底打滑摔了好几跤,掌心被石头划破了,血和泥混在一起,我也顾不上。
天黑之前,我摸到了公路。说是公路,其实就是条两车道的盘山柏油路,路面裂了不少口子,路肩上长满了杂草,看样子平时没什么车跑。我在路边坐了很久,久到全身都冷透了,才看见远处拐弯处亮起两盏车灯。
是一辆拉货的五十铃,车斗里堆满了装香蕉的竹筐。司机是个四五十岁的黑脸汉子,见我浑身是血地从路边站起来拦车,吓了一跳,差点没踩油门冲过去。后来我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,他才把车门打开,让我坐进副驾驶。
“你干啥子去了?让熊瞎子刨了?”他一边挂挡一边斜眼瞅我。
“从山上摔的。”我说,“能带我到蒙自吗?”
“蒙自?我跑河口,到鸡街岔口把你放下,你自己搭班车去。”他递过来一个搪瓷缸,里面是凉茶,我接过来灌了几口,觉得嗓子眼里那股咸腥味被冲淡了不少。
车子在盘山路上晃。我靠在车窗上,看着外面的山影一个个往后退。夜色浓得化不开,偶尔经过路边的村子,能远远地看到几星灯火,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。司机路上放了个卡带,是邓丽君的歌,软绵绵的,和这粗粝的山路完全不搭。我听着听着,意识开始模糊起来,身体像浸在温水里,眼皮沉得抬不起来。
我睡着了。梦很乱。我梦见自己走在那条没有尽头的墓道里,狗子跟在我身后,一直在叫我的名字。他的声音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,气若游丝。我回头看,他整个人已经陷在黑暗里了,只露出一张惨白的脸,嘴在动,反反复复说着同一句话:
“楚临,你走得出去,可你带不走我。”
然后老痞从上面掉了下来,满身是血,胸口的洞有拳头那么大,黑乎乎的,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他看着我,眼睛瞪得极大,嘴唇翕动了几下,说的却是:“快跑……它在后面。”
我拼命地跑,可脚下像是踩在棉花上,越跑越慢。身后的黑暗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过来,我甚至可以闻到那股甜香,浓得让人透不过气。然后一只手从后面搭上了我的肩膀,那手冰得吓人,我偏过头,看到一截灰白色的手指,指甲长得卷曲。
“你终于来了。”
我猛地睁开眼,满头大汗。车还在开,邓丽君已经唱完了,卡带里“沙沙”地响着空白。司机已经换了,变成了一个穿羽绒服的年轻人——我惊了一下,转头看,驾驶座上坐着的还是那个黑脸汉子,只是外套脱了,露出里面的灰色秋衣。是我自己吓了自己。天已经蒙蒙亮了,东方泛着鱼肚白,公路两侧的香蕉林在晨雾里影影绰绰。
“醒了?”司机把卡带按停,打了个哈欠,“前面就是鸡街,你要去蒙自,在岔路口下,等过路车。”
我道了谢,在岔路口下车。司机一脚油门走了,尾灯在雾里红了一下,拐个弯就不见了。我站在公路边上,四周全是香蕉地,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头。晨风很凉,吹得我浑身一激灵,脑子倒是彻底清醒了。
等了大概半个钟头,我搭上一辆去蒙自的老式中巴车。车上挤满了赶早集的农人,鸡笼子、菜担子塞得满满当当,车厢里弥漫着浓郁的鸡屎和汗味。我缩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,把背包抱在胸前,随着车身的颠簸昏昏沉沉地挨到了蒙自县城。
蒙自不大,几条主街交错成一个松散的“井”字。我找了家便宜旅馆开了个钟点房,洗了把脸,把伤口重新处理了一遍。镜子里的我,胡子拉碴,眼窝深陷,颧骨上的皮紧巴着骨头。也难怪阿尼翁说我的骨相不像二十八岁的人。现在就是我自己看,也觉得自己像三十四五岁,甚至更老。
那五年被“吃掉”的记忆,虽然空洞,却实实在在地消耗了我的寿命。阿尼翁没有告诉我,被吃掉的时间还能不能回来。也许永远不会了。也许这就是楚家男丁的宿命——活过,却记不住;来过,却留不下。
我从背包里取出阿尼翁给我的东西。除了帛书和智齿,还有一包用药草包裹着的糯米团子,已经压扁了。我剥开一片叶子,咬了两口,甜的,里面有豆沙馅。阿尼翁这个人,话不多,手脚却极细。我路上才反应过来,他还往我包里塞了一小瓶自制的止血粉,和几片不知道什么树皮,让我疼的时候嚼着吃。
我在旅馆休息到中午,去街上买了一身干净的换洗衣裳。蒙自城不大,老街的青石板路被磨得发亮,路边的骑楼像极了旧照片里的样子。我沿街打听“城西南三十里,荒山坡上有没有老坟地”,问了好几个人都摇头。后来一个卖烤豆腐的老太太,听我描述之后,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异样,压低声音说:
“你说的是老鸦坡吧?那地方,没人去的。”
我问为什么。
老太太摆摆手,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:“乱葬岗子,清朝砍头的地方,日头再大也阴嗖嗖的。后山上埋的不知道什么人,从来不见有人去烧纸上香,可坟头一棵草都不长,比人收拾得还干净。我们本地人放牛都不往那边走,牲口到了坡下就发癫,尥蹶子,拉都拉不住。”
老鸦坡。我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出城的路我是一路走一路搭,到后来碰上个开拖拉机运甘蔗的老乡,捎了我一程,在一个叫龙井铺的村子附近把我放了下来。站在那里朝西南望,远远地就能看到一片隆起的荒坡,黑黢黢的,和周围绿油油的甘蔗地形成鲜明对比。坡上光秃秃的,连杂草都长得稀稀拉拉,像一块还没长好的癞疤,趴在平坦的土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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