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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二十章
　　
　　回家那天，是个晴天。
　　
　　我从长途汽车上下来，身上只背着一个半旧的帆布包。包里东西不多：几件换洗衣裳、一叠被雨水打过的车票、还有那个空了的竹筒。铜印、帛书、笔记，留在云南了。我埋在怒江边那棵黄果树下面，一个不深不浅的坑里。它们该在那儿。那是楚家七代人的东西，应该和那棵树、那条江、那块土地待在一起。
　　
　　我脸上的伤已经拆了线，留下一道从右颧骨到耳根的长疤。新肉是浅粉色的，被海风一吹还有点刺。我没告诉妻子具体怎么弄的，只说在南方出了点意外。她看见我时，明显吓了一跳，但什么也没问，只是伸手摸了摸那道疤，说：“还疼不疼？”我说：“不疼了。”她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　　
　　女儿放学回来，扑进我怀里，抬头看见我的脸，愣了一下。她用小小的手指戳了戳我脸上的疤，问我：“爸爸，你脸上有只虫。”我笑出来，把她抱起来，说：“不是虫，是爸爸的记号。”她歪着脑袋想了想，说：“像条小路。”我亲了她一口，说：“对，是爸爸走过的小路。”
　　
　　回来后的日子，像一条慢慢合拢的河。我在家具店的活重新接上了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日子过得平常。脸上的疤渐渐从粉色变成暗红，又变成浅褐，最后像一道旧伤，长在了我身上。出门在外，偶尔有人盯着多看两眼，我也无所谓。这脸还在，已经是最大的幸运。
　　
　　海风大的夜里，我还是会醒。醒了就听。不是听它来，是听风。风里有海浪，有街边树叶的沙沙声，有远处渔船的笛声，就是没有那口井里的甜腥味。我再没有听到过那种声音。两颗牙送走了之后，我的胸口空了。不是丢了，是轻了，像卸掉了一根嵌在肋骨里的钉子。那钉子不在了，我也终于能睡个囫囵觉。
　　
　　女儿渐渐长大，从那个喜欢在海边捡贝壳的小不点，变成了爱扎马尾辫的小学生。她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个“没有脸的叔叔”。她的画纸上开始出现猫、房子、向日葵，还有我们一家三口牵手的画面。有时候我看着她专注画画的样子，会想起那年在幼儿园画的那张画。那个黑色的小人，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　　
　　直到她八岁那年，我们一家去邻市走亲戚。路过一座旧货市场，她在个地摊前站住了。摊上堆着些从乡下收来的旧物件，有怀表、铜锁、银镯子，也有几面旧铜镜。女儿蹲下去，拿起一面巴掌大的铜镜，翻过来覆过去地看。那铜镜锈得厉害，镜面磨得模模糊糊的。妻子在旁催她：“脏，别乱碰。”女儿不听，跑到我面前，把铜镜往我手里塞，说：“爸爸，这个像你。”我接过镜子，往镜面里看了一眼。模糊的铜面里映出我的脸，带着那道长疤。我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哪像了？”她说：“就是像。”我摇了摇头，问摊主这铜镜多少钱。摊主说二十。我买了下来。女儿高兴得不行，说回家要摆在书桌上。妻子在旁笑：“二十块买个破铜片，不知道高兴个啥。”
　　
　　回家后，我把铜镜放在书架上。它旧旧地靠在一排书旁边，像从时光里顺手捡回来的一片影子。女儿真的把它摆到了自己书桌上，还把捡来的几个贝壳放在镜子前面，说：“这样照镜子的时候，就像在海边。”那之后，这面铜镜就一直跟着她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起夜经过她房间，看见铜镜在月光里泛着一层幽幽的淡光。我走进去，想把镜子转个方向。手刚碰到，听见极轻极轻的“嗡”一声，像铜片在空气里颤了一下。我拿起来看，镜面里黑沉沉的，只有我的脸，像隔着一层雾。
　　
　　我放下镜子，又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女儿。她嘴角弯弯的，不知梦到什么好事。我退出房间，轻轻带上门。回到卧室，我没有开灯，在床头坐了一会儿。胸口的空处似乎又跳了一下，极轻，极远，像水底有鱼尾轻轻扫过。我捂着心口，知道那不是真的心跳。那只是记忆。记忆最会挑时候，往你最软的地方戳一下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，我把那面铜镜从女儿房间拿了出来，放进了我书房抽屉的最深处。女儿问起来，我说：“这镜子太旧了，爸爸给你买面新的。”她撅了撅嘴，倒也没闹。我后来真给她买了面小圆镜，粉色的，带朵塑料花。她很喜欢，天天摆在书桌上，对着镜子梳头发。那面旧铜镜就留在我的抽屉里，再没拿出来过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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