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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伸手，将碎镜按在那块“镇南”砖上。血从镜片缝隙里渗出来，流进砖面的刻痕里。那砖像活了，极轻地颤了一下。然后，我听见了。洞深处，极远极远的地方，传来“嗡”的一声。像一口古钟在井底被人撞了一下。那声音不刺耳，却震得我胸口发闷。洞里的黑水“咕嘟”响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停了。四周忽然极静，静得连风都止了。
　　
　　我站起来，看见洞口旁那几棵枯黄的野草，正一点一点地挺起来。叶子还是黄的，可根茎有了点绿意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。也许那口浊井，被镇住了一部分。也许只是我的错觉。可至少在这一刻，它不往外渗了。
　　
　　我把“镇南”砖卡在洞口，用几块碎石从四周塞紧。那半块碎镜，我留在了砖面上。血已经渗进去了，镜子和砖黏在一起，像长出来的。这地方没有铁门，没有锁。可这道口子，暂时合住了。
　　
　　我沿着来路往回走。走了几十步，忍不住回头。那砖在洞口，泛着极淡极淡的红。像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，正看着这条山沟。
　　
　　回到镇上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的左手草草包着，血渗红了纱布。小旅馆的老板娘看见了，吓了一跳，问我用不用去医院。我说不用，给瓶双氧水就行。她忙不迭去拿。我坐在房间的木板床上，拆开纱布重新处理伤口。刀口不深，但翻着皮，得缝针。我不想去医院，自己拿打火机烧了根针，咬着筷子缝了三针。疼得满头汗，到底缝上了。血止住之后，我觉得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。倒在床上，连鞋都没脱。
　　
　　半夜，我开始发烧。烧得迷迷糊糊，看见天花板在转。窗外的月光从半掩的窗帘里漏进来，白花花地铺在墙上。那墙上似乎有人影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男的，女的，还有个孩子。他们手拉手，站在墙纸上，像张旧合影。我闭上眼睛，又睁开。人影还在。我认出了其中最矮的那个，是狗子。他朝我笑，嘴张得很大，没有声音。旁边老痞在抽烟，烟头一明一灭。再旁边，是谭二，单腿站着，拄着那根乌木拐。
　　
　　他们都在。像是在给我送行。
　　
　　我挣扎着坐起来，烧得骨头都疼。我朝那面墙挥了挥手，像在赶，又像在打招呼。然后我倒回床上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　　
　　醒来的时候，天已大亮。烧退了。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，墙上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只有昨夜的月光，还在地上留着一小片白。我慢慢起身，把包收好。左手的伤口已经结住了，针脚歪歪扭扭。我捏了捏手掌，疼。好事，说明人还活着。
　　
　　我退了房，坐车去怀化，再转高铁回北方。一路上，我一直握着那半块已经和砖黏在一起的碎镜——不，现在它不在我身边。我把它留在了湘西。留在了那个洞口。我的手空了。可心里那块一直压着的东西，轻了些。或许只是暂时的轻，可也够了。
　　
　　到家那天，是个阴天。海风很冷，吹得街上的人裹紧了衣服。我开门进去，看见女儿坐在客厅里写作业。她抬头看见我，眼睛一下就亮了，扔了笔跑过来。我把她抱起来，转了一圈，脸上的疤跟着笑。她咯咯地笑，说：“爸爸，你又瘦了。”我说：“南方饭不好吃。”她不信，拿手捏我的脸：“你每次都说南方饭不好吃，每次回来都瘦。”我放下她，从包里拿出一块在沅陵镇上买的米糕。她咬了一口，说甜。
　　
　　晚上，我陪她写完作业，又去阳台抽了根烟。妻子走过来，靠在我旁边。她没说话。海风从我们中间穿过去，像把很多没说的话都捎走了。
　　
　　“还会走吗？”她问。
　　
　　“不了。”我说。
　　
　　她转过脸来看我。我点点头，说：“不走了。”
　　
　　海风把烟灰吹散。她伸手，帮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领口。我握住她的手，是暖的。
　　
　　远处海面黑沉沉的，潮水声此起彼伏。我忽然觉得，这人间真好啊。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，能有两个在灯下等我的人。楚家七代人，死了的，活着的，散了的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。他们守的，从来不是一口井，是一盏灯。灯不灭，人就不散。
　　
　　我关了阳台的门，和妻子回了屋。客厅里的灯还亮着，女儿在灯下写着什么。我走过去看，是一篇作文，题目叫《我的爸爸》。
　　
　　她写：我的爸爸是个木匠，他脸上有一条小路。外婆说，爸爸是从很远很远的山那边走回来的。我觉得我的爸爸，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。因为他每次离开家，最后都会回来。
　　
　　我站在那儿，盯着那几行字，嗓子酸得说不了话。女儿仰起脸，冲我笑。
　　
　　窗外的海风还在吹。我摸了摸她的头，笑着说：“去，该睡了。”
　　
　　她“嗯”了一声，收好书包。走了两步，又回头对我说：“爸爸，你以后别去山那边了。山那边没有海。”
　　
　　我点头。郑重得像在许一个比命还重的诺。
　　
　　“不去了。”我说，“就在海这边，守着你们。”